一人天下——清朝君主专制的加强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个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制度，她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她为中华民族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是她也造就了一个个暴虐昏庸的君王；她也钳制了思想，压制了人类的创造力；在几千年的历史沉浮之中，她为唐朝崛起于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她也是清朝衰败于世界的罪魁祸首。清朝统治者到底是如何使这一制度走向极致的呢？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分散的小农经济，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保证小农经济的正常生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就此应运而生。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主要强调地方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管辖，国家权力集中于皇帝。从秦朝开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经历了巩固、完善、发展、强化几个时期，并最终在清朝时达到顶峰。俗话说物极必反，到达顶峰之时，也就意味着距离消亡不远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如何在清朝达到顶峰的呢？

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之时，后金还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阶段，所以保留了奴隶主贵族军事民主的习俗，也就是说，后金的军国大事，都由诸贝勒等人共同商议裁决。诸贝勒大都是努尔哈赤的子侄等宗室贵族。他们在当时享有很大的权力，比如努尔哈赤死后，由谁来继位，就是由诸贝勒共同讨论后决定的。

皇太极继位后，意识到诸贝勒的权力过大，为了削弱诸贝勒的权力，“设八议政大臣……总理一切事务，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人，虽然仅限于满洲贵族，但是级别已经降低到贝子级了，这样一来就可以吸收一些级别相对较低的贵族参政，以削弱八大贝勒的势力，便于皇帝对他们的控制，而议政王大臣会议也就成为了中央的核心机关。

清军入关后，基本沿袭了明朝的政治、经济等制度。随着国家的统一，以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与皇权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康熙初年，甚至发生过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位辅政大臣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压制皇权的事。为了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加强皇权，顺治帝时期，增加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人数，一些级别较低的贵族和大臣也能参加议政，甚至一度有汉人参加到议政当中，这就在实际中降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和地位。

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的真正衰弱是在康熙帝设立南书房以后。南书房本来是康熙帝读书的地方，位于北京故宫乾清宫西南。康熙帝亲政以后，国家大事仍然需要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通过，而且当皇帝意见与王公大臣意见相左的时候，皇帝也不得不听命于议政大臣，收回成命。这就促使康熙帝决心以南书房为核心，逐步把国家大权控制到自己手中。

康熙帝先是选翰林文人入值南书房，以备随时应诏侍读、侍讲。然后慢慢地，开始让他们代皇帝撰拟诏令、谕旨，参预政务。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构。从此许多重大政务也不再交由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了，而是直接由南书房遵照康熙旨意起草诏令，这样一来使皇权直接得到了行使，而南书房也“权势日崇”，议政王大臣会议则“权势日衰”。

议政王大臣会议彻底失去了他的作用则是在雍正帝的时候。

雍正七年，即公元1729年，当时正对西北用兵，因为内阁在太和门外，为了防止军事机密泄漏，就在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比较谨慎细密之人进入军机房，处理紧急军务，辅佐皇帝处理政务。雍正十年，即公元1732年，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军机处的设立本意是为了处理军事要务，但是由于它便于皇帝专权，所以一经设立，就一直保留下来。

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由皇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人数并不固定，名单的确定全凭皇帝的喜好和需要。另有军机章京，大多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选充。但是所有军机处的官员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也就是说军机大臣只是临时性的差遣官，得其职则重，失其职则轻。而且军机处作为清朝中后期的权力中心却没有正式衙署，只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便于皇帝随时召见。另外，军机大臣对皇帝负责，他的下属军机章京因系其他部门的官员兼职，他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也就不太可能出现结党的现象。总得来说，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它只能忠实执行皇帝的命令，不可能形成危害皇权的势力。

乾隆五十六年，即公元1791年，议政王大臣会议被废除，所有军机大事统归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

军机处这一由雍正创建，经乾隆帝完善的新的中枢辅政模式，便于皇帝牢牢控制、直接指挥这一机构的全体成员，迅速、全面了解各方面情况，制定决策，并高效率地加以贯彻。由此，官僚集团的权力被进一步收归皇帝所有，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得以确定。君主的权力达到了极致，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也达到了顶峰。

清朝君权达到顶峰，奏折制度功不可没。奏折制度就是指清代高级官员向皇帝奏事进言的文书制度。清初沿袭明代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的制度。但是不论是题奏还是本章都不能直达皇帝，必须先送内阁阅览票拟后再进呈皇帝裁夺，这样既费时又容易泄密，不利于皇权的加强。所以到康熙帝时常常令亲信官员以及部分督抚大员密奏见闻，以便互相监视和探听民情，这样一来密折就出现了。这种密折可派遣专人或通过驿站直接送达皇宫，由皇帝亲自批阅后，再交来人或通过驿站发回原奏人遵行，中间不必经过任何部门或个人转手。

由于奏折都是秘密进行，于是在直省督抚与司道之间，地方与中央，内廷与外廷之间，除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等关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大臣相互告密，皇帝的耳目遍布京城内外，中央部院和地方上的公私事件和人际关系，无论巨细，皇帝都可以从奏折中直接了解到。于是皇帝借助奏折整饬吏治，监察民情，发号施令，天下庶务总归一人处理，从而使封建皇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清朝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另一个极端表现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文字狱。文字狱是指封建社会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清朝的文字狱可谓是空前绝后，无以复加。据记载，顺治帝兴文字狱7次，康熙帝兴文字狱12次，雍正帝兴文字狱17次，乾隆帝兴文字狱130多次。

清朝文字狱始于顺治四年，即公元1647年，和尚函可随身携带了一本记录抗清志士事迹的史稿《变记》，被清兵查获，在被关押一年后，流放沈阳。

相对而言，顺治、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康熙朝的庄廷鑨《明史》案，涉案人员七十余人，或被凌迟、或被绞死，另外有数百人受牵连被发配充军。

乾隆朝，文字狱数量之大，范围之广，骇人听闻。在他统治的六十年间，竟然发生了130多次文字狱，其中47次的案犯被处以死刑，另外受牵连者不计其数。而且其中很多都是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甚至有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

文字狱的泛滥，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可怕后果，严重地桎梏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造成严重阻碍。

在历史惯性的推动下以及清朝历代皇帝的苦心经营下君主专制一步步走向了极致。当皇帝们在享受着天下独尊的快乐时，却不知，专制皇权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也即将走到尽头，未来的中国将走向何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