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史地之学的兴盛
这是一个政治上割据、动荡、黑暗的时代，但在学术上却百花齐放。这里有影响后世的《三国志》；这里有功盖原著的多家名“注”；这里有被后世褒贬不一的《魏书》；这里有新兴的谱牒之学——谱学；这是一个史地之学兴盛的时代，这是一个史家辈出的年代，一部部史地名著，凝聚着多少史家的汗水与心血，正是有了他们才成就了这一段耀眼的史地盛世。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政权更迭频繁，再加上官方资料散佚严重，政府对于正史的编修无暇顾及，所以这一时期私人编撰史书非常盛行。从而涌现出了各种体裁、各种版本数量众多的史学著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魏收的《魏书》等等。
陈寿，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也就是今天四川南充人，处于蜀汉和西晋交替之际。从小就有志于史学事业。曾经在蜀汉任观阁令史，因不肯屈从宦官黄皓，遭贬黜。入晋后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西晋统一后，开始撰写《三国志》。
《三国志》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断代史。它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以简练、优美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画，人物塑造得生动传神，可读性极高。所以完成后，轰动一时，并被广为传抄，而《三国志》中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人民的口耳相传之下，衍生出了不少忠臣良将的桥段，后来，明清之际的罗贯中便根据民间传说，改编成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国演义》。
由于作者对史实的审查非常严谨，所以在取材过程中，对不可靠的资料都弃而不用，并且对史实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所以导致《三国志》内容过于简单，于是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在此基础上进行补注。
裴松之，字世期，现山西闻喜人，出身士族官僚家庭，从小喜爱读书。鉴于《三国志》太简，开始作《三国志注》，他一反传统做法，把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裴松之的注引用了210多种书籍，保存了大量三国的重要史料，其价值甚至超出了陈寿的原书，与其说是作注，不如说是在补史，以至于裴松之的注释一直被史家所重视。元嘉六年书成之后，宋文帝称其为不朽之作。《史通》也称该注“兼采众书，补注其阙”。 正当民间撰史盛行之时，史学界又有了意外的惊喜，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惊喜呢？对史学界又有什么影响呢？
西晋时，一个名叫不准的汲郡人，在当地盗挖一座古代魏国的墓冢时，发现了大批的竹简，据说这批竹简数量巨大，搬运时共装了几十车，竹简上写满了“科斗文”，有十余万文字，史家称其为“汲冢竹简”。竹简上的文字比较难认，经过晋代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和整理，才最终写定先秦古书约十余种，共七十五篇。统称为《汲冢书》，经后代学者考订、整理，现在称为《竹书纪年》。可惜竹简早已经不传了，而其中有关先秦时期的历史，与传统正史记载有很大不同，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处于战乱、割据中的人们，最渴望的就是国家统一，以史为鉴，最能警醒世人，所以当时的史家们纷纷提笔，书写东汉历史，当时有关东汉历史的著作不下十部，但能流传至今，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后汉书》了。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作者范晔， 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也就是今天河南淅川东人，445年，因谋反罪被杀，《后汉书》中计划的十志没有完成，后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八志，进行补充，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后汉书》。
《后汉书》记述了从光武帝刘秀发迹到汉献帝刘协禅位约200年的史事。该书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专为妇女作传。而且《列女传》中，所收集的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了多次改嫁、不符合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博学多才的班昭，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另外还增加了党锢、宦官、方术等列传，充分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该书最大的局限性就在于忽视了农民起义，对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领导人张角兄弟，竟然没有立传，只是附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总之，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绝大部分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这一时期的史学，比较有争议的是魏收的《魏书》。这部书为什么会引发轩然大波呢？
魏收，字伯起，北齐钜鹿下曲阳，也就是今天河北晋县西人。公元551年，正式受命编撰魏史。魏收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撰成了《魏书》一百三十篇。魏收自认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哪曾想，书成后，却掀起轩然大波，这家说他某位先祖的职位没写，那家说他的某位先祖没有记载，致使魏收在其后的十几年中，两次奉命对《魏书》进行修改，而且《魏书》更被很多人称为“秽史”。其实《魏书》之所以受到如此多人的诋毁，是与当时的门阀政治有着直接的关系，死人的历史地位直接关系到活人的现实利益。所以这些门阀地主对其家世、郡望、先人的职位才特别敏感和关心。其实魏收在写列传时，已经有意识地要保留谱牒中的材料了，也就是为了表述名门世族的门第渊源。因为世人对门第的重视，所以这一时期史学还兴起了一个新的分支，那就是谱学。
谱学其实是门阀士族维护其政治特权的工具，是在谱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谱牒是记载某一宗族主要成员世系及其事迹的档案，它以一定的形式记载了该宗族历史，其形式和内容集中了档案学、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旨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制度发展充分，士族与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低，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由于谱学涉及时间跨度大、各家族之间关系复杂，甚至还有很多庶族冒名顶替进入士族谱牒，所以很多人毕生都在研究谱牒，甚至有祖孙几代共同研究的，从而涌现出很多著名的谱学家。这些谱学家分别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呢？
西晋时期的著名谱学家有挚虞，他撰写的《族姓昭穆》十卷，是目前所知的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
东晋时期，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都研究谱牒，使谱牒成为了贾氏世传的家学了。后来东海王氏出身的王僧孺，在贾氏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取得重大成就，可谓是谱学的集大成者。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史书以外，还出现了很多地理著作，分别记载州郡地理、名山大川、旅途经历和各地物产。南齐陆澄就收集了一百六十种地理学著作，编成了一百五十卷的《地理书》。梁代任昉又加以扩充，增加八十四种著作，编成二百五十二卷的《地记》。可见当时地理著作之丰富，只可惜这些地理学著作大部分失传了。其中最出色的地理学著作要数郦道元写的《水经注》了。
郦道元，字善长，北魏时范阳涿鹿，也就是今天河北涿鹿县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地理学非常感兴趣，他利用自己到各地做官的机会，进行实地考察，足迹遍布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同时他还阅读了大量的地理学著作。在此过程中，他发现很多地理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很大变化，后人难以弄明白历史上地理发生的变化，于是他决定以《水经》为蓝本，以作注的形式写一本完整的地理学著作。
《水经》是三国时期的一部地理学著作，原文仅1万多字，记载非常简略。郦道元在经过长期的调查、考证和研究工作之后，终于完成了地理学巨著——《水经注》。《水经注》共30万字，文笔优美，它不仅是一部内容翔实的地理著作，还是一部优美的山水散文汇集，对后世游记散文的发展影响很大。
正所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混乱、黑暗的大分裂时代，给诸多有志于史学的学者一个绝好的机会，从而开创了一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地之学的繁盛景观，令后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