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当政——北宋中后期的变法与党争
公元976年10月,不满五十岁的宋太祖赵匡胤突然死于宫中。关于他的死因,有所谓“斧声烛影”的传说，号称“千古之谜”。十六年前，他靠政治阴谋夺取了统治权，十六年后他的帝位又被另一场政治阴谋所夺得。继承帝位的是赵光义，宋太祖的弟弟，也就是宋太宗。宋太宗在即位之初，就发誓要继续推行宋太祖的政策，实现他未尽的梦想，以此证明他是其兄忠实的继承者。为此他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大兴科举，实行崇文抑武政策，确立文官政治。公元979年，他亲自率军攻灭了北汉，其后两次进攻辽国，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在灰心之余，他逐渐放弃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梦想，转而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政治上保守的气息开始弥漫，宋朝的统治出现了“积贫积弱”的危机，这一切，构成了北宋中期变法运动的原因……
宋真宗即位之初，就面临辽军侵边的威胁，公元1004年，辽军又一次南下，逼近黄河，宋廷震动，朝臣提出迁都避敌之议。在主战派宰相寇准的坚持下，宋真宗被迫御驾亲征，结果宋军士气高涨，抗辽形势一片大好，并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但就是在这种对宋有利的军事形势下，公元1005年，宋却与辽在澶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阳签订了屈辱的和议，史称“澶渊之盟”。
虽然澶渊之盟对宋而言是一个屈辱的盟约，但是它却保证了双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和平的局面。澶渊之盟后，宋朝举国上下顿觉天下太平，统治阶层游宴享乐、疏于政事，宋真宗也日益昏聩，听信奸臣王钦若的谗言，罢免了宰相寇准的职位，又制造“天书封禅”的闹剧，使宋太宗以来逐渐形成的积贫积弱的局面更加积重难返。
到宋真宗的儿子宋仁宗时期，局势更加紧张。北宋和西夏已经开始了全面的边境战争，北宋军队三战皆败；而国内又出现诸多起义、兵变和叛乱。这种情势迫使仁宗要设法解决这些危机，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也更加强烈。这时，“庆历新政”也就应运而生了。
“庆历”是宋仁宗第六个年号，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宋仁宗任用享有声望的范仲淹、富弼等执政。范仲淹、富弼等人清醒地意识到宋王朝面临“冗官”、“冗兵”、“冗费”的威胁，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史称“庆历新政”。
新政内容严重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如撤换不称职的官员、限制官员恩荫任子特权等，从而使新政四面受敌，反对之声四起。当初坚决支持改革的宋仁宗也开始动摇，下诏废除一切改革措施，同时解除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并将他贬至邓州即今天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也相继被逐出朝廷。“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庆历新政后，宋仁宗继续统治了近二十年，宋朝的社会危机继续存在。公元1044年，宋朝和西夏订立和约，西夏虽然对宋称臣但是，宋朝却每年要赐给西夏大量的银绢，财政危机进一步加深，虽然宋仁宗的改革决心已经消沉，但士大夫的变法思潮仍然高涨。
继承仁宗皇位的是宋英宗赵曙，英宗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而是以宗子身份继承大统。他很想有所作为，但体弱多病，又因追赠生父名分问题引发严重政治纷争，等到纷争平息，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于是，振兴国势的改革大业只好留给他的儿子宋神宗去完成。
宋神宗赵顼，是宋代最杰出的皇帝之一，他继承皇位时，只有二十岁，而这时的宋朝，已经像一个五脏皆患痼疾的中年病人；神宗认识到若任其恶化，宋王朝必将衰亡，若强力挽救，还有转弱为强的机会。在他登上皇位不久，就向元老大臣富弼询问富国强兵之术；但这时的富弼已经失去了改革的热情，劝神宗“二十年不言兵”，实际上是让他放弃改革的念头。宋神宗看到从元老重臣那里得不到支持，就寄希望于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声望的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是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曾向宋仁宗呈送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变更天下之弊法”的主张。《言事书》没有受到仁宗的重视，但王安石却引起了主张改革的士大夫的广泛关注，又因他的人品和学识远超常人，很多人都为他不能被任命为执政大臣而抱不平。宋神宗对王安石倾慕已久，即位后多次与他晤面，听取他有关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设想，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
在王安石的激励下，宋神宗坚定了变法图强的决心，熙宁二年即公元1069年，他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拉开了变法改革的序幕。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主要包括财政、军事、教育三方面。在财政方面，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总机构，以统筹规划政府收支，减少浪费；王安石也很重视农民的处境问题，除规定每年丈量土地，使赋税公平，又兴修水利，提高农业生产外，还实行“青苗法”，帮助农民摆脱高利贷的剥削。在军事方面，裁汰老弱，精选军队；同时在各地设置镇将，负责练兵，使兵将互相熟悉，提高战斗力。教育方面，推行“三舍法”，加强学校教育，中央太学学生成绩优异者，可以直接授予官职，使学校成为培养和选用人才的主要机构。
王安石有崇高的理想和抱负，他的改革也多能针对问题而发，可惜他过度自信，不善于接纳其他人的意见，同时在变法过程中，又用人不当，使很多有利于人民的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却危害人民。另一方面，变法的内容也触犯了封建保守势力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结果新政推行受阻，党争问题却由此产生。反对变法的旧党和主张变法的新党相互排挤，政局更加紊乱，新政最后也归于失败。
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死，继位的哲宗年幼，由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掌政，次年改元元祐。她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起用司马光等保守派，把新法大部分废除，旧制一一恢复，史称“元祐更化”。更化，就是指施政方针的更改变化。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旧党不仅废罢神宗时新法，还打击新党官僚，他们明定王安石亲党吕惠卿、章惇等36人和蔡确亲党安焘、曾布等60人的名单，在朝堂上张榜公布，禁锢党籍，不准变法派再入朝为官。这一切，激化了新旧党人之间的矛盾，导致北宋后期连续不断地党争，加剧了政局的混乱。
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开始亲政，这个年轻的皇帝不满他祖母的做法，亲政后把年号改为“绍圣”，表示要继承父亲神宗的遗志，并重新启用新党。这时重新上台的新党，名义上要恢复元祐年间所废除的新法，但实际上把施政重点放在打击和迫害元祐旧党上面，许多元祐党人被流放岭南，客死异乡。新党的政治报复，更远甚于元祐之政，冤冤相报，新旧党人的矛盾更加激化。
党争最为激烈和残酷的是在宋徽宗时期，宋徽宗赵佶因其兄长哲宗的早逝而侥幸登位，这位政治平庸、艺术超强的风流天子，重用蔡京、童贯等奸佞主持朝政。蔡京主政，打着恢复新法的旗号，扩张势力，专擅朝政，必欲置元祐党人于死地。崇宁元年即公元1102年，定司马光等120人为“奸党”，由徽宗亲自写名刻于皇宫的端礼门。崇宁三年即公元1104年，蔡京又把“奸党”重定为309人，凡与蔡京不合者，皆列于元祐党籍，史称“崇宁党禁”。
变法没有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而由变法引起的党争却一步步把北宋推向覆灭的边缘。日益衰弱的北宋王朝，最终被少数民族的铁蹄踏的粉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