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统——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一个完整的国家，不仅要有共同的领土，更重要的是需要形成共同的文化。而文化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千百年的锤炼，需要有一个庞大的知识群体，需要不断的兼容并包，不断发展。

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开始，统一一直是国家的主流，即使在分裂时期，各个割据政权也以追求统一为最高目标。其根源就在于共同的文化已经形成，文化已经成为统一的精神动力，统一成为人们内心的自发意识。

中华文化共同体到底在什么时候形成，掌握文化精粹的是一个怎样的阶层，其文化主流又是什么呢？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现代考古证明，中华文化也是各地文化相互融合，兼收并蓄的结果。从秦朝开始，统一成为历史的主流，国土的统一加速了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但由于秦朝短暂而亡，所以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真正形成则是在国运长久，国力强盛的汉代。不过创造和传承文化主体的知识阶层的形成则又远远早于汉代。

战国时代是中国知识阶层的形成期。古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就是典籍中所称的“士”，“士”原是周代封建体制下贵族阶级的最低一层，指通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人，是统治者所依靠的基本力量。从春秋晚期开始，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进一步分化，使大批的士“不耕而食”成为可能。同时，一些宏图大略的国君家臣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招揽人才，给士的崛起开辟了市场。“士”纷纷著书立说，建立各自的学派，相互辩论，向各国君王宣扬自己的主张，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大量的“士”作为政治智囊、军事参谋、外交使节、思想精英步入了历史舞台。

秦汉时期，是“士”作为知识文化阶层的发展壮大时期，也是中华文化的定型期。如电闪雷鸣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秦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封建统一王朝，但其确立的统一国家的集权制与整合文化的努力，却功不可没，特别是“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的一系列文化举措，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固的基石。汉朝立国之后，虽然以黄老学说作为指导思想，但也兼用儒家和法家学说。但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反对滥施强暴而高扬“崇儒更化”，创制包容阴阳家及法家的新儒学的文化形态，这一学说为汉武帝所接受，并被以后两千年间历代王朝视为正宗。从此，诸子百家之说进一步消失，“士”作为专门的知识阶层，纷纷转向研讨儒家文化。

在“士”逐步发展转化的过程中，国家的指导思想也在相应的发展变化。战国时期，各家学说争论不休，各有主张。推崇法治，实行富国强兵的秦国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法家思想便成为秦朝的指导思想。西汉立国之初，吸取秦朝“严刑峻法”导致迅速亡国的历史教训，崇尚“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但到汉武帝的时候，社会的发展，使统治集团由消极的“无为”而转向积极的“有为”，被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为统治者所欣赏。至此，儒家学说终于成为时代的主流。

儒家思想最早的溯源可以追究到西周的“礼”。周公制礼以“亲亲”和“尊尊”为核心，取其“亲其亲者，尊其尊者”之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等级礼仪制度，主张国家中以国君为核心，在家以父亲为核心，建立一套严整的等级礼仪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到春秋时期，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这时候，孔子以“克己复礼”为目标，创立儒家学派，试图恢复西周初年那种森严的等级礼仪社会。相传孔子晚年整理典籍《易》《礼》《诗》《书》，又作《春秋》，这就是后世所称的“五经”。由于孔子及其继承人的努力，从春秋时起，儒家一直是当时诸子百家中的显学。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从思想上加强统治，采纳了李斯 “焚书” 的建议，把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书都列为禁书，并将先秦大量经典焚之一炬，同时规定以后有收藏禁书的都要治罪。由于秦始皇的焚书，使儒家经典大部被毁，至西汉初年，一些老儒依靠记忆，口头传经，弟子们即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本文和解释记录下来，此即所谓的今文经。文帝时，开始设置经学博士，到武帝时，置五经博士，由今文经学家充任，在太学教授弟子，使今文经得到广泛传播。由于今文经来自记忆，解说差异很大，就出现了一经有几家说法的情况，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博士及其弟子们都将治经作为获取功名利禄的重要门径，因此，他们研究经典，多是着重发挥经文的"大义"，以烦琐的史事附会经文，又附会于政治。

古文经则是用秦统一以前的篆书抄写的经典。秦在焚书时，人们将这样的经典和其他一些古书埋藏起来。在西汉时期，由于拆除老房，这些经典相继被发现。汉武帝时，下令献书，汉成帝时，设置官吏负责收集古书，并着手进行整理。刘歆在整理古书时，发现古文经典不仅与今文经互异，而且篇章也多出不少。刘歆主张在太学设置官学，却遭到今文经博士们的激烈反对。古文经虽未得立学官，但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它主要按字的形、音、义解经，极力恢复经的本义，不作任意发挥，形成系统的训诂方法。今文经与古文经作为两大学派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到东汉时基本以古文经占经学统治地位，东汉晚期双方趋于合流。

在源于西周的儒家经典成为统治者意识形态主流的同时，源于西周的“礼”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相传在西周周公的时候，把夏、商的礼仪制度和周民族固有的礼仪加以折中损益，建立了周王朝一套严整的礼仪制度。西周的礼大致包括吉、凶、军、宾、嘉五类，称作五礼。其中吉礼指祭祀的礼仪制度；凶礼主要指丧葬之礼；军礼主要指与战争有关的礼仪；宾礼指诸侯对天子的朝见、各诸侯之间的聘问和会盟等礼仪；嘉礼主要指宴饮婚冠、吉庆活动的礼仪。西周制定内容繁琐的礼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调整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同时也是为了调整社会各个领域的正常运转，预防人们的犯罪。

周朝以后的秦人，本身就兴起于西周王畿故地，又曾接收“周余民”，因此深受周的影响，大量接受周文化。就礼仪制度而言，秦基本继承了西周创立的制度，但又增添了不少新东西，其中特别突出了尊君抑臣的内容。

到西汉初年，由于历经长久的动乱，加之许多开国功臣都崛起于社会下层，以致出现了“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现象。这种现象，与专制皇权是不相容的，于是提倡礼乐的儒生开始受到重视。秦朝的博士叔孙通受命拟定朝仪，这是西汉的首次制礼活动。这次叔孙通制礼，大致采用秦朝的礼仪制度和古礼混合而成，因此，汉礼基本上是沿袭秦朝的礼仪。此后，叔孙通被任命为掌管礼仪的奉常，除了制定朝仪的专律外，还制定了宗庙仪法和其他仪法。

公元前191年，汉惠帝废除《挟书律》以后，没有毁于秦火的典籍纷纷出现，到汉武帝时，出现了制定礼仪的高潮。武帝时期，改变君臣文武百官服装颜色，封泰山，确定宗庙百官的礼仪，并使之成为历代相传的制度。在此期间，“诸学者多言《礼》”，因为精通“礼”而做官的人相当多。

东汉时期的制礼活动，主要集中在光武、明帝和章帝三朝，其礼仪制度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发展。东汉时，有专门的人对《周礼》进行传授与研究，对《大戴礼》《小戴礼》和《庆氏礼》也有专门的研究。这使得从西周以来的礼不仅流行于官府，而且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维护皇权和整个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由于知识阶层的兴起，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曾一度非常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随着社会的发展，最终到汉代，儒家思想脱颖而出，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源于西周并为儒家所鼓吹的礼仪制度也成为社会各个阶层共同遵守的社会规则。中华文化共同体在汉代已经形成，并成为中国日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