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行天下——中国商帮的兴衰

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中，他们演绎了一段辉煌的商业史；在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下，他们创造了一个个商业神话；在中国宗法观念盛行的封建社会，他们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商帮；他们传递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地域、文化的差别，造就了各具特色的商帮；他们是如何在商业的舞台上大显身手的呢？他们会对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明朝中叶，随着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等方面的不断拓展，全国从事工商业的大小商人数目庞大。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地区。这些商人为了壮大商业资本，保护自己的商业发展，他们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为联系场所，相互帮助，相互提携，形成了商帮。明清时期，活跃在商业领域的商帮有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徽州商帮、洞庭商帮、广东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等十大商帮。他们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极为灿烂的一页，其中影响最大、最为大家所熟知的莫过于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他们是怎么在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的呢？

明朝时，山西的矿产资源丰富，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这就为山西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山西的人口激增，导致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不可调和，人们不得不放弃传统的生产方式，走上经商之路。

在经商过程中，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些山西商人共同经营，发展出类似现代股份制的东伙制经营模式，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他们还自发的建立各种会馆，如临汾会馆、山右会馆等等，会馆的纷纷建立是山西商帮崛起的重要标志。起初，会馆的建立只是为了联络同乡之间的情谊，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晋商发展到清代时，已经成为国内实力最强大的商帮了，他们在发展中，最大的创举就是创办了票号。票号是干什么的呢？票号为什么是由晋商首创呢？票号是怎么形成的呢？

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山西商帮多数是从事长途贩运，资金投入大、周转慢，为了适应经济活动的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帐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帐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至于票号出现的时间，至今仍有争议，由于道光初年，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出现后，山西票号就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所以票号界一般把日升昌票号作为山西票号界的鼻祖。

山西票号最初经营的业务主要是汇兑，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地，不过重点在北方，最鼎盛时，全国有分号4000多所，甚至连日本的东京、俄国的莫斯科都设有分号。随着票号的发展，它开始经营存款、放款业务，另外还替人代捐官衔爵位，同时还帮清政府汇接各处税收款项、领发军队饷银、衙署薪金等。到咸丰同治年间，山西票号几乎霸占全国的汇兑业务。只可惜到了清朝后期，晋商因为墨守成规，多次与机遇失之交臂，逐渐开始退出中国的经济舞台。当时与晋商齐名的是徽商，徽商的发展又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呢？

徽州群山环抱，环境优美，但是地少人多，还经常出现水灾、旱灾，徽州人只得大量外出经商。所以徽州人经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不过徽商发展的黄金时期，却是在明朝中叶到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间，在明成化、弘治年间，逐渐形成了商帮集团。徽商具有“徽骆驼”精神，外出经商，常常是数年甚至十几年不归，他们不畏艰难，不怕牺牲，任劳任怨。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徽商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

徽州是儒学大师朱熹的故里，所以徽商与其他商帮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贾而好儒，这些徽商都受过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这就使得他们在经商中，增强了理性认识，懂得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促进商业发展。另外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所以与官僚士大夫的交往也更为便利，为徽商的发展带来了不少的机会。

在封建社会，要想更好的经营商业，就必须与官员结交，以作为经商的政治保障，所以徽州人中，读书当官的特别多，再有就是通过对官员们进行经济资助或联姻以结交官员。在徽商中，与官府结交，拓展商业渠道，取得商业特权最成功的当属清代的红顶商人胡光墉了。

胡光墉，字雪岩，徽州绩溪县人。他出身贫寒，却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依靠灵活的头脑、强硬的政治靠山、广泛的人脉迅速发迹，成为当时中国的首富。胡雪岩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仅仅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还是一个有良心的商人，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他曾经设立粥厂、善堂等，救济处于苦难中的灾民。当人民遭受战乱、疫病的袭扰时，他请江浙一代的名医研制出各种药物，无偿送给灾民，后来他还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创办了胡庆余堂药号，济世于民，并提倡“戒欺”经营，作为店训，立下匾额，时刻提醒店员。正是在胡雪岩精明的经营谋略和严谨的内部管理之下，使庆余堂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形成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

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幕莫过于帮助左宗棠收复新疆筹集军费，向英国银行借款。所以当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后，为了感谢胡雪岩对这次西征做出的贡献，左宗棠向朝廷请旨，要求破格奖励胡雪岩，赏穿黄马褂。胡雪岩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穿黄马褂的商人，他的权利、地位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峰。

依靠官府发迹的胡雪岩，最终却成了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夕之间，一贫如洗，最后悲惨地离开了人世。胡雪岩最后的失败，也反映了整个徽商的衰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如果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衰亡的命运也就注定了。在众多的商帮中，有没有商帮能顺应历史的变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坚持下来，并发展壮大呢？

明成化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广东利用它有利的地理位置，积极投入商业贸易活动，并形成了闻名全国的商业团体，广东商帮。明清时期，广州是唯一允许开放，进行对外贸易的港口，这就促使广东商人不仅从事传统的国内贩运贸易，更将自己的行商范围扩大到海外。他们吃苦耐劳、敢于冒险，积极向外拓展版图，背井离乡远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闯天下。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开放的心态、积极进取的精神，所以在近代，当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其他商帮都日渐衰微之际，广东商帮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等地。改革开放以后，更是飞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广东商帮中有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就是创办山东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的张弼士。

张弼士，广东潮州人，十几岁就出洋闯荡，曾经做过帮工、开过商行，后来发展成为海外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巨富。并从此走上亦商亦官的道路，曾担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等职务，不过他并不热心参政，而是主张“实业救国”。正是因为有着一腔爱国之心，所以在向德国轮船购买船票受辱后，他才自己办商船，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并迫使德国轮船取消了歧视华人的规定；他偶然听说山东烟台的野葡萄特别多，而且很适合酿造葡萄酒，于是就创办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并在1915年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商品博览会上，获得4枚金质奖章和最优等奖；当辛亥革命刚刚兴起之时，他还鼓励儿子参加同盟会，并给予同盟会经济上的援助。鉴于张弼士的这种爱国之情，1912年，孙中山先生特地参观了“张裕”，在品尝了张裕的葡萄酒后，挥毫题写下了“品重醴泉”以示嘉勉，既赞扬了张裕的葡萄酒品质，也褒奖了张弼士的人品。正是有了以张弼士这样为代表的广东商人，广东商帮才在时代的洪流中，巍然不倒，继续着广东商帮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

在经历几百年的起伏跌宕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再次唤醒了中国商帮，他们以更具开拓性、创造性、全球性的特点，崛起于中华大地，驰骋于世界各国，为建设一个富饶、强盛的中华民族而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