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玄妙——道教的传播与兴盛

神仙信仰，老庄哲学，符箓禁咒，内丹外丹，所有这一连串或神秘，或玄妙的东西，都能在驳杂的道教中找到一席之地。这个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教，与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飘逸，虚静，超脱，这些仿佛逾越了整个俗世的词语都是对道教的诠释。道教曾经以反政府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但是后来它却向官方靠拢，是什么促成了这一变化呢？这一蜕变又是如何完成的呢？

东汉末年，是道教逐步形成的时期。当时最主要的两大宗派是北方的张角兄弟创立的太平道和南方的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在黄巾起义失败之后，北方的太平道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而五斗米道却避免了太平道的厄运，他们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在创教祖师张陵之后，五斗米道在张陵的孙子张鲁的带领之下不断壮大，他们甚至和当时的益州牧刘焉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借助着官方的认可，张鲁和他的教派不断壮大力量。刘焉死后，张鲁以汉中为大本营，建立起了自己的割据政权。张鲁自称为“师君”，刚刚入教的则被称为“鬼卒”， “祭酒”是五斗米道中较高级的职务，他们管理地方政务，同时又负责传教。汉中各地的大路旁，设立有“米舍”，放置“义米”、“义肉”，为经过的路人提供免费的食物。张鲁还实施宽刑、禁酒等措施，这些政策都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不过，张鲁政教合一的政权并没有躲过汉末的军阀混战，建安二十年，也就是公元215年，曹操率兵攻取汉中，张鲁迫于曹操的强大军事压力，只能投降，张鲁归降曹操之后，虽然失去了个人的权势，但五斗米道却得以依附于曹操而开始在北方传播。

从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截然不同的命运中可以看到这两个教派的差别，太平道走的是平民路线，企图以暴力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最终失败了。而五斗米道则逐渐向贵族阶层靠拢，由于得到政府支持，教团不断地壮大。五斗米道成为了道教的唯一代表，张陵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道教的创教祖师，按照道教的习俗，后世将他称为祖天师。

自张鲁降曹之后，五斗米道便在政府的监控之下活动，这虽然将教团的活动完全纳入了政府的掌控，但是教众们却得以接触到更多的贵族，喜欢神仙方术的达官贵人中不少都成为了道教的信徒。

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中开始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人才，他们对道教进行改革，赢得了统治者的支持，推动了教义的传播，道教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期。东晋道教的代表人物葛洪，出身世家，年轻时以儒学知名，后来迷恋神仙方术，便隐居在罗浮山炼丹修行。他撰写的《抱朴子》将道教理论与儒家学说调和起来，具备宗教和学术的双重价值，被誉为道藏中的镇山之作。他所进行的改革，使得道教更加容易被上层人士所接受。东晋时期诸多士族也成为了五斗米道的信徒，当时被誉为士族翘楚的琅琊王氏便是五斗米道的世家。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名字中的“之”字便来源于五斗米道的教义。

随着历史的发展，五斗米道逐渐发生了分裂，一部分逐渐向上层靠拢，另外一部分重新回归到下层民众中去。尖锐的社会矛盾成了五斗米道再次起义反晋的契机，东晋隆安二年，也就是公元398年，孙泰、孙恩利用五斗米道起兵。起义不久孙泰被杀，孙恩则继续领导信徒进行战斗。孙恩的信众们号称“长生人”，他们认为自己的信仰会保佑自己超脱成仙。在刀兵相见的战斗中，他们不惧死亡勇往直前给东晋政权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直到公元411年，孙恩的继任者卢循投水自杀之后，这场大起义才宣告结束。东晋政府在这次起义中耗尽了元气，不久便被北府军将领刘裕取代。而这次起义也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统治者不得不对号召力惊人的道教采取更加深刻的改革。

就在东晋政府在孙恩、卢循起义中苦苦挣扎的时候，道教在统治着中国北部的北魏开始逐渐发展起来。这一时期为北方道教做出卓越贡献的，便是寇谦之。他自称接受太上老君的委派，担任天师，整顿道教，辅佐北方的太平真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他和共同信仰道教的宰相崔浩一起，怂恿太武帝大力推广道教，压制佛教。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的冲突一直存在着，这种宗教矛盾其实并不难理解，毕竟信徒对于宗教来说，是存在的关键，而贬低对方，标榜自身是当时佛教道教普遍采取的争取信众的方式。于是道教自称是中国的正统思想，指责佛教为外来的“戎神”。而佛教则批评道教荒诞虚妄，并不断地提醒统治者，两次大规模的叛乱：黄巾军起义和孙恩卢循起义恰恰都是道教徒的杰作。这些争辩与矛盾的积累，使得双方愈发的对立。此后，一部挑起佛道之间争论千年的经书诞生了，这就是《老子化胡经》，经中指出佛陀是老子变化而来，老子西出函谷关之后，到达天竺，化身为佛陀，佛教由此兴起。这部书引起了佛道之间持续不休的争论。佛道对抗不断升级，终于演变成了太武帝灭佛的惨剧。

北魏的皇帝本来大多信奉佛教，但发展过于迅速的佛教，引起了太武帝的不安。此后，他放弃了佛教信仰，转而支持寇谦之及他所倡导的新天师道。在寇谦之的影响下，太武帝自称“太平真君”，连年号也改为“太平真君元年”。太平真君六年，也就是公元445年，北魏爆发了盖吴起义。太武帝出兵讨伐，在长安的寺庙中竟然看到了兵器以及其他僧人的不轨行为。与寇谦之交往密切的司徒崔浩是天师道的信徒，他借机劝说太武帝灭佛，酿成了中国历史上佛教的第一次劫难。道教则成为了官方认可的唯一合法宗教。不过，太武帝的灭佛虽然给佛教造成了巨大打击，但佛教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太武帝死后，文成帝即位，北方的佛教又重新恢复起来。到了北周时期，周武帝召集百官与僧侣道士，亲自讲授《礼记》，以示尊儒，反对佛、道。他还要求大臣们和僧侣道士辩论儒家、道教和佛教的先后次序，经过几番辩论之后，周武帝下令将佛教和道教一同禁止。这次灭法，不同于太武帝的灭佛运动，它同时打击了佛教和道教，但却并没有杀害僧人，只是逼迫他们还俗，并烧毁佛经，抑制了宗教对于社会资源的掠夺。长时间的佛道之争，最终落得个两败俱伤的下场。这次打击虽给佛道两家均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但并没有就此灭绝。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与蓄积，到隋唐时终于再次发展到一个高峰期。

而此时中国的南部，东晋灭亡，南朝虽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巨大历史变迁，但道教的影响却没有减弱，这时南方道教的两位杰出人物是陆修静和陶弘景。

陆修静原是东吴丞相陆凯的后代，出身望族的他，自小熟读史书，后弃家修道，遍访名师，收集整理道教典籍，并为其编撰书目，为保存道教经典做出了极大贡献。他还将佛教的修持仪式引入到道教之中，使得道教的仪轨日趋严整完备，经过陆修静改革的道教，被人们称为南天师道。

南方道教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是陶弘景，他也是出身南朝士族。他与梁武帝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谢绝做官，隐居深山，但梁武帝遇到国家大事，仍然派人上山征询陶弘景的意见，因此后世称陶弘景为“山中宰相”。陶弘景继承了葛洪和陆修静的道教改革方法，并尝试把道教理论与儒家思想和佛教信仰结合起来，主张三教合一。他对儒家经典《孝经》和《论语》进行注释，并自称梦中得到佛祖授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还专门去鄮县，也就是现在浙江宁波的阿育王寺接受佛戒。这些举动充分体现了陶弘景的思想已经把儒释道融为一体了。

道教作为中国传统的宗教，借鉴了当时风行的玄学、儒学、佛学等思想，在深化相关理论的同时，丰富了自己的理论，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使道教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