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文明——中华文明社会的起始

传说大禹在洪荒之后的不久曾铸九鼎，从此九鼎就成为国家的象征。然而，大禹的九鼎在夏王朝结束之后就不知所终。当时光轮回到殷商的时候，殷朝的商民与姬姓的周人都非常善于冶铜，也非常懂得艺术，于是，他们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辉煌，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青铜时代。

青铜文明到底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又会衰落？这个时代有哪些代表作？在流传下来的信息中，我们还能感悟到多少辉煌呢？

五千年前，当我们的祖先还在用石器经营着原始的农业之时，在世界的另一端——希腊和埃及，一种新的使用金属工具的文明已悄然兴起，这就是青铜文明。青铜文明，又称青铜器时代或青铜时代，在考古学上是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一般而言，通常所说的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一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是关系到家族兴衰，种族延续的大事。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所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中国的青铜器究竟有多少，没有人做过精确的统计。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在一万件以上。而有铭文的青铜器毕竟是少数，加上没有铭文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中国古代青铜器享有盛誉并非以数量取胜，关键在于它的质量。

在现代出土的殷商数千件青铜器中，以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的后母戊大方鼎最具有代表性。鼎本来是古代炊食器具。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到了商周就成为最为重要的礼器，成为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已经是传国重器和国家象征，王都所在即鼎之所在，故称定都为“定鼎”。

后母戊大方鼎呈长方形，长一百一十厘米，宽七十八厘米，高一百三十三厘米，重八百七十五公斤。这个巨型的青铜器，造型雄伟，花纹华丽，结构复杂。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

在遥远的殷商时代，科学技术极不发达，如此规模的大鼎是如何铸造出来的呢？

通过考证，考古学家发现，后母戊大方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入模子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但是在当时，冶炼青铜用的是陶制的坩锅，形状和后来倒放着的头盔差不多，考古工作者叫它“将军盔”。据计算，每个“将军盔”能熔铜12.7公斤，铸造“后母戊”鼎这样的庞然大物就需要七十多个“将军盔”同时浇铸，这要求几百人同时操作，需要极高的协调指挥水平。经测定，后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后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当甲骨文还在让历史学家上下求索的时候，一种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文字又跃入人们的视野，这就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金文。由于古人以祭祀为吉礼，祭祀用的青铜礼器称为吉金。因此，金文实际上是“吉金文字”的简称。由于这些文字铸刻在青铜的钟或鼎上，所以也叫钟鼎文。凹下的是阴文，凸出的是阳文。前者称为“款”，是“刻”的意思；后者称为“识”，是“记”的意思，所以金文也可统称为“钟鼎款识”。

这种古老的文字是何时产生的？它向现代人讲述了怎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的祖先又是如何生产生活的呢？

关于金文的起源，一般认为，金文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但也有学者考证认为，金文实际上早在甲骨文之前就已存在。实际上，文字是历史的记录，是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反映。金文在殷代的确存在。殷人极度崇拜鬼神，在他们心目中“上天”之神与他们的祖先神是合而为一的，他们的祖先由鬼而神，这就导致殷人鬼神思想的盛行。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个神已经主宰了一切，所有国家事务，包括丰收减产、战争胜负、城邑兴建、官吏任免、民心向背等等，都要通过占卜向上天和祖先进行祈祷或请示。所以，在殷人的青铜文明中，祭祀仍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殷人极度崇拜鬼神，依靠神权思想来维持统治相比，周则发生了重大变革：“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周人也敬天、孝祖，但更加重视人的因素，所以周人青铜器与殷人相比，发生了诸多变化。

首先从文字数量上来说，与殷人的惜墨如金相反，周代不仅铭器的数量多，而且铭器上的字数也多。比如西周第二个帝王成王诵时的《令彝》有187个字；西周第三个帝王康王钊时的《大盂鼎》有291个字；西周第十二个帝王宣王靖时的《毛公鼎》有499个字。这样的洋洋大观在殷代是根本没有的。

在内容上则更加丰富多彩。周代青铜器上的内容不仅仅是祭祀，还扩展到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诸侯贵族还常常把他们认为的光荣事件铸在鼎上以做永久纪念。西周时的《大盂鼎》铭文记载周康王策命其臣盂，以及对盂的赏赐。《毛公鼎》首先追述周代开国君主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实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任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以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最后讲述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和流传后世。

那么，这些青铜器上的文字记载对后世又有什么作用呢？

不少铭文所记事迹，能和古籍直接对照。例如利簋记载武王伐纣，丰白鼎记录周公东征，何尊记录营建成周——诸如此类，都和《诗》、《书》、《逸周书》、《史记》等古籍记载事件相吻合。至于西周职官多见于《周礼》，春秋人物常同于《左传》，金文的记载，更能祛除对典籍的怀疑，有助于古史的重建。

在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中，金文的出现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和甲骨文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漫长的青铜时代，它又是怎样发展变迁的呢？

金文和甲骨文属于同一个体系，金文是甲骨文的继承者，在相当一部分中甚至保存着比甲骨文更早的写法，同时，它又以飞跃的形式为汉语言文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金文所使用的单字比甲骨文多，尤其是形声字多，已充分体现了形声构字的原则。同时，金文笔画明显减少，书写比甲骨文简练、规范，也体现了汉字发展原是由繁到简的这样一个原则。金文尽管和甲骨文一样，一个字有多种写法，但是相对地说字体比较严整，字形比较一致和规范，笔画和结构上简单了许多。

同时，金文又在不断发展变化。周初金文，从笔画到结体都与殷商甲骨文、金文相近。笔画大都首尾尖细，中间较粗，同时，铭文中字的体形大小不匀，斜正不一，多具变化。自昭王起至宣王、幽王止，金文逐渐进入成熟阶段，这时候的金文笔画圆润，结体比周初金文更紧密、平正、稳定、富有规律性。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说：“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班固也说：“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其六篇矣。”这极有可能是宣王组织人力对文字进行整理和统一。这时候，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大篆。

在西周的时代，铜器主要是王室的器皿，面对这种器皿，不容许诸侯大臣有铸造权。可自周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演变成列国纷争之局面，中国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青铜器物可以任意铸造，这时青铜普遍用来铸造祭祀用的礼器、娱乐用的乐器和战争所需要的兵器，这才使曾侯乙墓庞大的编钟留给后人成为可能，而同时代王室之器倒是几乎绝迹了。由于诸侯自制铜器，书法因受其影响，呈现浓厚的地域色彩。这时候的青铜器及其铭文名目繁多，风格多样，正是当时分裂动荡的真实写照。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命令李斯整理文字，在大篆的基础上，整理出更加方便适用的小篆。与此同时，铁器开始大量使用，鼎盛了一千六百余年的青铜时代就此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