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尽其妙——元代戏曲艺术的兴盛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唐诗、宋词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峰，而元曲则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最后辉煌。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以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的独特魅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以通俗的语言、质朴自然的情致、广泛的题材等特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在中国古代文学艺苑中放射出璀璨夺目的光彩。

人们通常所说的元曲，包括元杂剧和元散曲两种。元杂剧是戏剧的一种，是剧本和舞台表演相结合的综合艺术。而散曲则不需要舞台，它是一种书面文体，是继诗、词之后兴起的新诗体。在元代文坛上，由元杂剧和元散曲构成的元曲，与传统的诗、词分庭抗礼，散发出比元诗、元词更为耀眼的光芒。

最先发出耀眼光芒的是元杂剧。元杂剧的发展，经历了元代前期、中后期两个阶段。前期的杂剧创作，以北方为中心，代表人物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

元代前期科举废止，士子地位下降，饱读诗书、生性开朗的关汉卿，在仕途无门的困境中，转而以开阔的胸襟，走向市井，开始了元杂剧的创作。他手执如椽大笔，推动元杂剧走向成熟。关汉卿的剧作是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一个高峰，关汉卿也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之列。关汉卿在塑造人物形象、熟练运用本色语言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表现。其代表作《窦娥冤》，更是一部可与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相媲美的伟大著作。

《窦娥冤》讲述了窦娥被无赖诬陷，又被错判斩刑的冤屈故事。年幼的窦娥因为贫困，被父亲卖为童养媳，丈夫死后，张驴儿乘机要将窦娥占为己有，不想无意中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于是嫁祸于拒不从命的窦娥。官府胡乱判案，屈斩窦娥，造成千古奇冤。

在刑场上，窦娥以满腔的怒火，发出了反抗的最强音：“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反映了窦娥对神权的强烈谴责，实质上是对封建统治的强烈控诉，体现了窦娥的反抗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的反抗意志。窦娥还发出三桩奇异的誓愿：血飞白练、六月降雪、亢旱三年。窦娥死后，她所许下的三桩誓愿一一应验，并最终得以平反。关汉卿以这样一个充满了浪漫和理想色彩的结局，表达出自己满腔的正义情怀，对社会、官场的黑暗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与关汉卿深沉的悲剧情怀不同，王实甫的《西厢记》，则是一部伟大的爱情喜剧。《西厢记》是根据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改编而成，它遵循了原作中张生和莺莺在普救寺相遇、相爱的情节，但改写了原作中张生抛弃莺莺的悲剧结局，让张生高中后，回来和莺莺相会，变成了一个大团圆的喜剧结局，从而鲜明地表达出“愿普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主题。在礼法大于情的封建社会，王实甫的这一改动，让情超越礼法，在当时起到了惊世骇俗的作用。在艺术上，《西厢记》的语言本色而富有文采，“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些充满着诗情画意的词句，在剧中是数不胜数。

当关汉卿、王实甫在元代剧坛上双峰并峙时，白朴、马致远也不甘示弱，努力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白朴幼经丧乱，对人世的沧桑变幻有着深切的体验。他的代表作《梧桐雨》，是根据白居易的《长恨歌》改编而成。这部杂剧通过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海誓山盟、安禄山叛乱、杨贵妃被迫缢死马嵬坡、事后李隆基的凄楚怀念等情节，使观众透过人物的遭遇感受物是人非的怆痛，以及世事人生变幻莫测的深沉感慨。

与《梧桐雨》同样成功的，是马致远的《汉宫秋》。《汉宫秋》取材于历史上著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但马致远对此进行了全新改编。剧中美丽的王昭君因为不肯贿赂画匠毛延寿，被故意画丑，独处冷宫，后被汉元帝发现，要斩毛延寿，毛延寿逃到匈奴，怂恿匈奴单于索要昭君，汉元帝被迫无奈，只能割爱让昭君出塞。昭君眷恋故国和元帝，最终在途中投水而死。作品写出了汉元帝和昭君在历史的夹缝中，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悲剧，写出了家国衰败的沧桑巨痛。

随着历史的发展，到元代中后期，元杂剧的创作逐渐南移，南方开始超越北方，成为杂剧创作的中心。这一时期的杂剧，由于受到南方人文自然的影响，体现出了明显的南方色彩，题材多为文人韵事、仙道隐逸，语言也从本色转向文雅，显示出与前期北方杂剧圈极其不同的特色。

此期杂剧创作的杰出代表有郑光祖及其杂剧《倩女离魂》。《倩女离魂》取材于唐代陈玄佑的传奇小说《离魂记》。剧本写张倩女和王文举是指腹为婚，但倩女的母亲嫌弃文举没有功名，文举只得独自上京应试。倩女因忧思成疾，病倒在床，于是她的魂灵悠然离开身体，追随文举多年。后来文举高中状元，倩女的魂魄和病躯得以重合为一，和文举成婚。此剧通过对倩女灵魂离体的浪漫描写，热情歌颂了女性敢于冲破礼教的束缚，对爱情婚姻的大胆追求。

除了郑光祖，南方杂剧圈的著名剧作家及其作品，还有乔吉的《两世姻缘》、宫天挺的《范张鸡黍》、秦简夫的《东堂老》、金仁杰的《追韩信》、杨梓的《敬德不伏老》等。他们和郑光祖一道，构成了南方杂剧的中坚力量，共同把元杂剧推向新的发展境界。然而，随着元朝的灭亡、明朝的兴起，元杂剧也进入发展的尾声，收起了它最后一束耀眼的光芒。

和元杂剧同时的元散曲，也经历了一个从发展到消亡的历史过程。元散曲的发展，前期创作以北方为中心，后期则转移到南方，这与元杂剧创作的状况相似。

作为元杂剧主要代表人物的关汉卿，也是此时散曲的主要代表。他的套曲《一枝花·不伏老》，是一篇“浪子”的宣言，在文中他痛快淋漓地写道：“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极其强烈地表达出一种反传统的叛逆精神，以及追求个性自由的进步意识。全曲用了一系列短促有力的排比词句，行文一气呵成，无所顾忌，这生动表现出关汉卿浪漫不羁的形象。

同样是杂剧家的白朴、马致远，他们的散曲创作，则代表了另一种倾向。他们不像关汉卿那样彻底地抛弃了传统礼法和士流风尚，而是渴望仕途，向往实现传统的文人价值。然而他们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理想幻灭，因此叹世和归隐成了他们的创作主题。白朴在《渔父》中写道：“傲煞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他向往的是不识字却潇洒自由的渔夫境界，否定的是富贵却没有自由的仕途生活，传达出对遁世退隐的强烈向往。

与白朴相比，马致远身上的传统文人气息更为浓郁。他被世人誉为“曲状元”，是元代散曲豪放派的代表。他的代表作是小令《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小令的前三句不用动词作中介，而是连用九个名词，勾画出九组如诗如画的剪影，把那种苍凉萧瑟的深秋意境，以及旅人羁旅天涯、茫然无依的孤独感，形象而传神的表达出来，被后人誉为“秋思之祖”。

到元代后期，散曲的创作，在南方得到更加蓬勃的发展。散曲的题材内容不断开拓，蕴藉感伤的情调逐渐成为创作主流，在风格上，也从前期以豪放为主转变为以清丽婉约为主。代表人物有张可久、乔吉、张养浩。

张可久是元人中一位专攻散曲的作家。他的散曲取材广泛，其中有大量写景抒情之作，风格清丽脱俗，华而不艳。他的创作清楚地显示了散曲雅化的趋势，是元代后期曲风转变的关键人物。

元后期散曲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乔吉，与张可久齐名，二者有“曲中李杜”的美誉。乔吉一生穷愁潦倒，寄情诗酒，因此散曲多啸傲山水、青楼调笑之作。风格上同样以清丽婉约为主，但在清丽婉约之外，又能够不避俗趣，雅俗并用，显示出雅俗兼具的独特艺术特色。

而著名散曲家张养浩，又有着怎样的艺术成就呢？张养浩的散曲，大多也是描写自己寄情山水的乐趣，同时也有一些关注民生政治的作品，其中以《山坡羊·潼关怀古》最为脍炙人口。“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在这首散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朝代的兴起还是灭亡，最终受苦的总是广大的老百姓。这一深刻的见解，使全曲闪烁出耀眼的思想光辉。

随着元朝的灭亡，元曲，也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作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一代文学，她以辉煌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