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纲独断——明朝君主集权的加强

1368年正月，40岁的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因此，朱元璋常被后人称为“洪武帝”。其死后庙号太祖，所以又称作明太祖。朱元璋心怀雄才伟略，一生能征善战。在奠定了大明王朝的版图之后，又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些制度不但贯穿整个明朝的始终，而且对后来的清朝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通过参加农民起义登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宝座。面对这一角色的转变，他会对中国的封建制度做出怎样的思考？他辛苦开创的大明江山在其指引之下又将走向何处呢？

明朝建国之初，在经历了元末农民大起义之后，整个社会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为了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政府沿袭了元朝既有的各项制度，设立中书省总管天下政务，并由中书省的长官——丞相来统率百官，同时又赋予了丞相处理政务的权力。当时，明朝中书省第一任左、右丞相分别是徐达和李善长。他们深知为人臣子之道，一直谨小慎微。因此，二人在任职期间，同大明皇帝朱元璋并未产生多大矛盾。然而，由于丞相承担着日常政务的处理，这使得它在中央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随着相权的逐步膨胀，朱元璋感到了深深的不安，他担心自己苦心经营的大明王朝，会因此而旁落他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朱元璋需要将这一隐患铲除在萌芽之中。正当朱元璋深感无处下手之时，一位丞相的出现，为他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机会。

胡惟庸，安徽定远人，早年投靠朱元璋参加元末起义，从地方小吏逐步做起，在1373年升任中书丞相。在荣任丞相一职之后，胡惟庸满心欢喜，然而，他并不知道，一场灭顶之灾却也在悄悄降临。胡惟庸依着皇帝的信任，在朝中结党营私，独断专行，培养自己的势力集团。为了不让皇帝知晓自己的劣迹，胡惟庸利用职权之便，私自拆看大臣的奏章，将那些不利于自己的内容隐匿不报。他这种擅权跋扈的行为，使本就十分脆弱的君权和相权的关系走到了断裂的边缘。

1380年，有人告发胡惟庸阴谋造反。在中国封建社会，蓄意谋反属于“十恶不赦”的大罪。这一罪名让胡惟庸身败名裂，同时也给朱元璋彻底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提供了机会。

对于胡惟庸的这种不忠之举，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对他给予了抄家灭族的严惩，期间，受到株连的人竟达3万之多。此后，朱元璋还借题发挥，将李善长等开国功臣也牵入胡惟庸案中，将他们一一处死。然而，朱元璋知道，真正对他和他的江山构成威胁的不是胡惟庸等人，而是他们所在的丞相这一职位。因此，他下令废除中书省，撤销丞相一职，提高中书省属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使六部分理朝政而没有总揽之权，各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遵从皇帝的命令。这样的安排使得皇帝兼行了宰相的职权，从此政务全由皇帝亲自处理，君主集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为了让这一调整成为定制，朱元璋还立下规定：自此之后，皇帝不得设立丞相，臣下有敢建议设立的，则应对其处以极刑。如此一来，皇权将不会再受到来自臣子的威胁。然而，皇帝的天下独尊是否就能换得万世一系，江山永固呢？

丞相制度废除之后，君主集权虽然得以巩固，但由于缺少了相权的制约，那些昏庸的君主便会滥用权力，最终祸国殃民。然而，即使是贤君明主，因为缺少丞相的协助，皇帝也会被空前繁重的国事弄得疲惫不堪。明末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便认为：“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丞相始。”为了弥补这一不足，1582年，朱元璋仿照宋朝的制度，设立了由品级较低的官员充任的殿阁大学士。起初，殿阁大学士只是充当皇帝的顾问，平时帮助皇帝阅读奏章，处理和起草文书，并没有多大的实权。直到明成祖朱棣时代，殿阁大学士才开始有机会参与中枢的决策。

朱元璋不但废除了宰相制度，独揽了行政大权，而且还进一步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他将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改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而五军都督府又与六部之一的兵部互相制约。五军都督府有统兵之权，但无调兵之权；兵部有调兵之权，但却无统兵之权。遇到战事，兵部奉旨调兵，由皇帝临时任命的将领统率军队作战。这样，军权就完全掌握在了皇帝的手中。

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并没有放松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在地方，他实行了三司分权的制度，这三司分别是负责地方民政和财政事务的承宣布政使司，分管地方监察和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处理地方军政事务的都指挥使司。三司分立，互相牵制，大权则统归中央，这就消除了地方割据的危险，维护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朱元璋收拢了中央和地方的各项权力后仍不放心，为了让自己的集权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他还建立了锦衣卫这一特务机构，它由皇帝直接指挥，不受司法部门管辖。1382年，朱元璋又授予锦衣卫侦查、逮捕和审讯的权利，让其负责监视、刺探官民的不法行为。名儒钱宰被朱元璋征召到朝廷编修儒家经典，因为工作辛苦，经常得不到休息，钱宰便私下赋诗：“四鼓咚咚其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不久，朱元璋便从锦衣卫处获悉这一情况，随后便将钱宰罢免，将其赶回了故乡。此后，明成祖和明宪宗又分别设立了特务机构东厂和西厂，它们由宫中的宦官统领，皇帝对其直接指挥。东、西厂和锦衣卫构成了明朝的厂卫特务机构，此后，特务活动便越发猖獗，甚至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特务机构的存在，让朱元璋感觉整个国家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然而，朱元璋意识到，对政权的控制只是形式，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人们的思想，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统一读书人的思想，让他们为自己所用。而要想控制天下的读书之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科举制度。因为一旦考中科举，随之而来的便是高官厚禄。对于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来说，科举可以说是他们出人头地，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为了达到利用科举控制人们思想的目的，明朝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命题。所谓《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五经》则指《易经》、《尚书》、《诗经》、《春秋》和《礼记》。考生在答题时，其见解不得背离朱熹等儒学家对这九部经典的注解。

除了在答题内容上有着严格的限制之外，答题的形式也必须按照固定的格式进行，要求考生写作“八股文”。所谓八股文即文章要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这种文章，文体死板，完全套用古人的思想，毫无新意可言。但是，许多读书人为参加科举考试，只好埋头攻读《四书》《五经》，刻苦钻研八股文，而不讲求实际学问，人们的思想被严重禁锢起来。明末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沉痛地指出：“八股文的毁灭文化，等于秦始皇的焚书！八股文的败坏人才，却比秦始皇在咸阳外的坑儒还厉害。”

有了如此严密的控制，朱元璋应该高枕无忧了。但是，这位生性多疑的皇帝经常疑心有大臣在文字中咒骂他。于是，从1384年到1396年的十三年中，朱元璋屡次大兴文字狱。其中，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曾替人作《谢增俸表》，在表中有“作则垂宪”一语。朱元璋认为“作则”谐音“做贼”，这是在讽刺他曾经参加过红巾军起义。如此断章取义，实在太过牵强附会，但作为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朱元璋还是毫不留情地将林元亮斩首。在文字狱的高压下，天下文人为免于惨祸，处处谨小慎微。这种无形的压制比起八股文来，其对思想的禁锢有过之而无不及。

朱元璋建立的一系列制度，有效地加强了君主集权统治，中国社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皇权独裁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