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乱世——东汉帝国的覆灭

这是一个由豪强地主扶植的政权，这是一个由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政的王朝，这是一个权力的较力场，在起起落落之间，涌现了一批批风流人物，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传奇，也一步步把王朝推向覆灭的边缘。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纷争呢？

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也是出身豪强地主。所以当东汉王朝建立后，豪强地主势力不断膨胀，经济上，他们拥有大片的土地和山林川泽；政治上，通过察举制、征辟制和任子制等选官制度，维持自己的政治特权。

察举制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的一种选官制度，注重孝廉一科，其对象多为公卿或郡县的属吏，或是精通经学的儒生和有德行的士人。因此，察举是汉代低级官吏或儒生向上攀爬的一个重要阶梯。

征辟制是盛行于汉武帝时期的一种自上而下选拨官吏的制度，就是征召有名望的人出来做官，皇帝征召称“征”，官府征召称“辟”。通过征辟制度可以把那些不愿为官的博学名儒加入到统治集团内部。

任子制就是任用子弟为官的一项制度，这项制度开始于西汉。据《汉官仪》所载：“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也就是说，两千石以上的官员，任职满三年，就能保举子一人为郎。到东汉时期，任子范围扩大，不但没有任期限制，甚至连校尉、尚书秩俸低于二千石的官员，也享有任子特权。

这些选拔官吏的制度，其弊端日益暴露，大族出身的官吏为了把持政权，扩大本家族的利益，互相推荐亲属故旧。使豪族子弟顺利进入官场，并不断形成一个个以家族为中心的政治势力，最终威胁中央政权的统治。

东汉政府在中央设有太学，地方郡县也有官学。太学弟子众多，主要由官家弟子组成。此外还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一些大官以传经相标榜，以此提高门第的声望。他们授业范围广阔，上自皇室、京师太学，下至地方州郡，许多官吏都成为门下子弟，这样，在大小官吏上下级关系之外，又涂上了一层师生色彩。授业经师同弟子、门生，往往也是荐主与故吏，兼有双重关系。通过经学入仕，又形成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

从东汉后期开始，外戚和宦官轮流执掌政权。宦官是统治阶级中最腐败、最反动的代表。从桓帝刘志任用宦官消灭梁翼的外戚集团开始，宦官基本上垄断了朝政。由于宦官专权垄断仕途，严重侵夺了士人的晋升之路，大批太学生和儒生们上进无门，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对宦官专权的政治力量。他们以清流自命，视宦官人物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抨击。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兴起“清议”之风。清议在当时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一些在朝的官吏还利用合法的权力，直接打击镇压宦官及其党羽。在同宦官的斗争中，最为坚决的是李膺，他把贪残无道的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从躲藏处搜出，审问完毕立刻处死，极大地震慑了宦官集团。敢于与宦官做斗争的李膺、陈蕃、王畅等人，成为太学生们推崇的领袖和楷模。甚至为他们编了一段顺口溜：“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面对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来势汹汹的攻势，实力雄厚党羽颇丰的宦官集团又将如何反击呢？

公元166年，术士张成教唆其子杀人，被司隶校尉李膺擒获并不顾赦令，将其处死，轰动洛阳。宦官集团趁机唆使张成弟子牢修诬告李膺等人与太学生、诸郡儒生及游学士人“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汉桓帝大怒，逮捕了李膺等200余人。当时的太尉陈蕃，冒死上疏，说李膺等人都是有名望的博学之士，对朝廷忠心耿耿，但是却遭关押迫害，这种行为与秦始皇焚书坑儒有什么不同呢？同时汉桓帝的岳父窦武也一再上疏桓帝，为李膺等人伸冤，最后桓帝被迫下令赦免了他们，但却将他们遣回乡里，终身禁锢，不得为官，这就是汉朝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公元168年，桓帝驾崩，灵帝刘宏即位。窦太后之父窦武以大将军的身份与太傅陈蕃辅政。他们启用李膺和其他一些被禁锢的名士，共谋诛灭宦官集团，可是事情泄露，宦官曹节发兵逮捕窦武，窦武自杀。窦氏宗亲、宾客、姻属悉数被处死。宦官集团再次以“部党”罪名逮捕了李膺等百余人，并将这些人害死在狱中。他们的父子、兄弟、门生、故吏等，凡是做官的，一律免官禁锢，禁锢的范围扩大到五服以内的亲属，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此后，东汉政权基本被宦官控制。

俗话说的好，祸不单行，当统治集团内部人祸不断时，天灾也开始频频降临。汉桓帝建和元年，即公元147年，荆、扬二州饥荒，饿死很多人。永兴元年，即公元153年，三十二个郡国发生蝗灾和水灾，受灾人数多达十万户，广大农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延熹九年，即公元166年，再次发生水旱灾害，百姓饥饿贫苦，疾疫流行。到汉灵帝建宁三年，即公元170年，河内河南一带，饿殍遍野，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而官僚、地主对人民的剥削却有增无减。当时在农村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预示着一场大的风暴即将到来。

公元184年2月，太平道首领张角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把信徒组织起来，发动起义。他还派人到京师洛阳和各州郡，在官府的门上，用白土书写“甲子”，作为攻打目标。数十万农民纷纷拿起武器,他们头裹黄巾，故称黄巾军。起义军焚烧官府、捕杀官吏，攻打豪族地主聚集的城池坞壁，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很快就遍布长江以北广大地区。黄巾起义疾风暴雨的形势，使东汉朝廷十分惊恐。汉灵帝一面调集军队保卫京师洛阳，另一方面，又大赦天下党人，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各地豪强地主也把宗族、部曲、家兵组织起来，与黄巾军对抗。由于起义军各自为政，遭到东汉王朝和各地豪强地主武装的各个击破，于同年10月失败。

张角领导的起义失败后，统治集团内部暂时缓和的矛盾又激烈起来。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何皇后之兄何进任大将军，立皇子刘辩为皇帝，史称少帝。何进与中军校尉袁绍密谋，准备消灭宦官集团，并命令手握重兵的董卓带兵进京，作为后援。在董卓应召还没有到达洛阳时，因事情泄漏，宦官抢先杀死何进。袁绍立即率兵诛杀大小宦官两千多人，结束了长期以来宦官专政的局面。

与此同时，董卓率兵进京。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即今甘肃省岷县人。董卓为人残忍嗜杀，进入洛阳后，他纵兵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妇女、劫掠财物，致使整个洛阳城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另一方面董卓又玩弄权术，进京后，首先利用朝廷内部矛盾，掌握了京城大部分军队，然后，倚仗自己的军事实力，废黜少帝，立年仅九岁的陈留王刘协为帝，史称献帝。董卓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大权独揽，通过各种手段排除异己势力，同时又重新提升和任用大批党人。但是他的滥杀无辜、倒行逆施已经引起广大官员和人民的强烈不满与愤怒，各地诸侯纷纷起兵，准备讨伐董卓。

此时的东汉政权已经名存实亡，各州郡的牧、守在战乱中发展壮大，纷纷拥兵自重，割据称雄。中华大地再次面临血雨腥风、分裂割据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