瑰丽多姿——文学艺术的繁荣
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诗歌、书法、绘画、雕塑大放异彩；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为唐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文学的另一个高峰期，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达到了顶峰；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却是文学艺术散发绚丽光芒的时代。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文学、艺术的殿堂，感受其中的美妙吧！
魏晋时期诗歌创作独具特色。既有雄放豪迈的风格，又有归隐田园的清新自然。曹操的《碣石篇•观沧海》通过描述秋风萧瑟中的苍茫大海，表达了作者包容宇宙、格调雄放的宽大胸襟。还有脍炙人口的《龟虽寿》与《短歌行》，表达了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更是作者终其一生积极进取精神的最好表达。曹操诗歌悲凉慷慨、苍凉遒劲的格调，被唐代诗人陈子昂誉为“建安风骨”。
东晋时期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则借《桃花源诗并记》表达作者对现实污浊社会的厌烦，向往恬静的田园生活。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使我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随着文学的发展，人们开始把写文章与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联系起来，这种文学的自觉，促使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产生，首发其端的就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典论》一书已经失传，《论文》因被选入《昭明文选》而幸运的保存下来。《典论•论文》的出现，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之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其中提出了“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等观点，尖锐的批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陋习。同时认为“文以气为主”，即强调作家的个性。曹丕甚至把文学创作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如果说曹丕《典论•论文》开启了文学批评的大门，那么陆机的《文赋》则使文学批评走向成熟。
《文赋》是中国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问题的论著。《文赋》首次把创作过程、写作方法、修辞技巧等问题提上文学批评的议程。陆机写《文赋》的宗旨是为了解决创作中“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矛盾，所以以创作构思为中心，主要论述“作文利害之所由”，即文章写作的方法技巧和艺术性的问题。陆机用他写作的亲身经历，生动地描述和分析了创作的心理特征和过程，表达了他的美学美育思想。《文赋》是我国古代研究文学创作特点的最早的一篇专论，在美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典论•论文》和《文赋》都只是有关文学批评某方面的论文，而真正有严密体系、“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是刘勰所著《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学评论巨著，全书五十篇，系统的论证了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提到了文学发展的规律，不仅讨论了文学创作的技巧等问题，还对此前的作家、作品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刘勰强调文学反映现实，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强烈反对虚假的文学创作。总的来说，《文心雕龙》里认为诗赋韵文中是可以运用华丽语言的，但不能用浮丽的辞藻掩饰作品在内容上的空虚。
继《文心雕龙》之后，又出现了一部专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诗品》。《诗品》的作者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即今河南长葛人。他所处时代，正是诗风严重衰落的时期，诗坛“庸音杂体，人各为容”，针对这种现状，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想借此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
《诗品》主要是评论五言诗，全书品评了从两汉到梁代共122位诗人。钟嵘论诗的一个特色是，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如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论谢灵运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诗品》作为第一部论诗的专著，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着很大的影响。后世文人论诗在观点、方法等形式上都不同程度受其影响和启发。
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作品数量众多，良莠不齐，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选录优秀作品的文学总集也就应运而生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晋代至隋，总集共有249部，5224卷，可惜其中绝大部分都已经亡佚。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影响最大的总集，就是《昭明文选》，也称《文选》。
《昭明文选》由南朝梁萧统编著。萧统，字德施。梁武帝萧衍的长子，曾被立为皇太子，可惜还没有继位就去世了。萧统正是以他太子之尊，吸引了众多文人雅士，共同编定了这部《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全书三十卷，分为赋、诗、表等三十九类，每一类又有许多子目，譬如诗类有公宴、游览、咏怀、赠答、行旅、乐府等。尽管此书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全书以赋为主，深受当时华丽之风影响，但是作品选录极其严格，成书之后风靡一时，直到唐代考学仍然要熟读此书。
这一时期还有一部著名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相传是南朝徐陵所编。书中共收诗769篇，并且都是选入了那些语言简洁明了的诗歌，如各个时期的童谣等。其中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有《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等。
当文学被曹丕誉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时，书法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书法已经开始成为一种艺术，并深刻地影响着后世书法的发展。其中涌现了众多的书法名家。
著名的书法家如三国时的钟繇，时人称赞他的书法“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西晋书法家有敦煌人索靖，他的徒弟、族孙女卫铄曾是王羲之的老师，总结有七种基本笔画的写法。当然最值得称道的书法家非王羲之莫属，其代表作有《兰亭序》和《黄庭经》，《兰亭序》被唐人评价为“绝代更无”，可惜其真迹已经失传。现在流传下来，被认为是王羲之作品的《万岁通天贴》，虽然未必是真迹，却带有其书法的特点。
王羲之的妻子郗璿也是一位书法家，据说王羲之很多作品就是由他的妻子代笔。另外其子玄之、凝之、徽之、献之，以及凝之的妻子谢道韫都是书法家，其中以王献之成就最大。世人称王羲之、王献之为“二王”。
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佛教在这一时期兴盛起来，从而对绘画和雕塑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佛教的传播，佛教画也发展起来，东吴曹不兴就是以大幅人像的绘画而闻名的，是中国佛像画的始祖。据说有一次曹不兴给孙权画屏风，不小心滴了一滴墨上去，他就以此再添数笔，画成一只苍蝇，孙权看到之后，竟然伸手想把苍蝇弹开。
这一时期还有一位绘画大家顾恺之，他的绘画在当时就享有极高的声誉，谢安曾惊叹他的艺术是“苍生以来未之有也！”。他的代表作有《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可惜真迹都已经失传。流传到现代的都是历代的摹本，其中最为精美的《女史箴图》的隋代摹本，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洛神赋图》的宋代摹本，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魏晋佛教的兴起，在艺术上影响最大的，还是在雕塑方面，特别是随着大量的寺院的兴修，石窟也随之兴盛。其中山西大同西北的云冈石窟，是我国最大的石窟之一，2001年12月还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说：“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与云冈石窟齐名的还有同一时期开凿的龙门石窟，他是随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而开始开凿的。但是随着北魏的灭亡，龙门石窟的开凿也趋于衰落，直到唐朝建立后，龙门石窟才再次迎来开窟造像的兴盛时期。2000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龙门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评价说，他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魏晋南北朝虽然是一个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但是他却能借鉴、吸收异域文化成果，继承和发扬前朝成就，从而在文学、书法、绘画、雕刻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后世的文学艺术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