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音袅袅——佛教的传播与兴盛

“一花一世界，一佛一如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当我们吟诵着这一句句耳熟能详的佛教禅语时，我们突然意识到，佛教，中国化的佛教，已经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骨髓，它已经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起源于印度的佛教，究竟是怎么在中国发扬光大的呢？这期间又出现了多少令人敬仰的得道高僧呢？让我们缓步徐行，走进这萦绕着梵音的神奇世界。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在经历了无数的考验后，逐步被中国人所接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更是发展到一个顶峰。唐朝诗人杜牧作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足见当时寺庙之多，佛教之流行。魏晋南北朝正处于分裂战乱时期，生产凋敝，人民生活困苦，而佛教正好成为人们最好的精神慰藉。

这一时期，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出现了几位赫赫有名的得道高僧，他们都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中国北部最受人尊敬的僧人是道安，他年轻时，师从西域高僧佛图澄。据说佛图澄擅长咒语，能够役使鬼神，因此受到了后赵皇帝石虎的器重。道安是佛图澄的得意弟子，他悟性超群，聪明过人。佛图澄每次讲经之后，道安都能复述出来。众人提出的各种质疑，他都能对答如流。后赵建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348年，佛图澄去世，后赵发生内乱。道安带领400弟子到南方避难，在襄阳住了将近15年。

道安在这期间受到南方佛教重视义理的影响，开始研习讲授佛教般若学。公元379年，前秦攻克襄阳，道安又被接回了前秦国都长安。前秦天王苻坚非常尊重道安，道安充分利用他与苻坚的良好关系，在长安组织译场翻译佛经。北方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道安也成为了北方佛教领袖。

道安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创立的本无宗是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之首，为佛教教义的传播和佛学思想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道安倡导僧人废除俗家姓氏而以“释”为姓，这一做法一直沿用至今。道安之后，中国的佛教基本摆脱了道教神仙思想的桎梏，也不再依附于士大夫的玄学思潮，而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

道安之后，又出现了一位对中国佛教贡献巨大的僧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出生于龟兹，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据说他的父亲鸠摩罗炎本来可以成为国相，却舍弃富贵，辞官出家。他的母亲也在他7岁的时候剃度为尼，幼年的鸠摩罗什在母亲的影响下也成为了佛门弟子。随后母子两人来到了西域佛教的大本营——罽宾，也就是今天的克什米尔。鸠摩罗什跟随名师研习佛经，打下了良好的佛学基础。他凭借着深厚的佛学素养，机敏的辩才，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他的盛名甚至传到了长安。公元382年，前秦天王苻坚派遣大将吕光征讨西域，并特别嘱咐吕光一定要找到鸠摩罗什。当吕光攻下龟兹之时，苻坚已经去世，吕光便在凉州割据称王，建立了后梁。鸠摩罗什也只能随吕光滞留在凉州。直到公元401年，后秦皇帝姚兴派兵击败后凉，才将鸠摩罗什带到了长安。姚兴对鸠摩罗什待以国师之礼，请他开坛讲经。姚兴本人也常常亲临现场，聆听佛法，并大力支持鸠摩罗什翻译佛经。鸠摩罗什凭借着自己过人的语言天赋，雄厚的佛学功底，在长安译出了大批重要的佛经。他的翻译文字优美，义理明晰，语言流畅，成为后世流传最为广泛的佛经译本。鸠摩罗什也因此成为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鸠摩罗什在译经的同时，也一直在进行佛经的传授，他培养出的众多弟子，后来都成为了南北两地佛教的优秀人才。

随着佛教的盛行，佛教徒越来越多，这样一来，有个问题就凸显出来，那就是寺院管理问题。因为戒律经典缺乏，使广大佛教徒无法可循，以致上层僧侣穷奢极欲，无恶不作。而当时虽然有很多僧人前往西域求法，但是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只到达了西域，几乎没有人真正到过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所以当时的僧人都想去印度求取佛法，搜寻经典。说到去“西天取经”我们马上想到唐玄奘，其实早他几百年，就已经有一位高僧去过了印度，并取回了真经，他就是法显。

法显，东晋人，本姓龚，三岁时，父母怕他早夭，就把他送到寺庙当和尚。公元399年，已经65岁的法显毅然决定去天竺，也就是古代印度，求取佛教戒律经典。法显历经千辛万苦，过沙漠、爬雪山，最后终于抵达天竺境内，在天竺境内周游几年，获取大量的佛教经典后，于公元409年离开印度，搭乘商船，渡过孟加拉湾，到达狮子国，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法显在狮子国住了两年，求得《弥沙塞律》等四部经典。公元411年，法显再次起航东归，在经历多次暴风的袭击后，死里逃生，终于在公元412年7月，到达青州长广郡，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即墨。这时的法显已经78岁高龄，为了获取真经，他前后历时十三载，共走访了三十多个国家。对于他所经历的艰辛，正如他自己所言，“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达到印度并取回真经的僧人。

回到祖国的法显并没用歇息片刻，而是马不停蹄的进行佛经的翻译工作，在此后的7年多时间里，他翻译了六部经典，六十三卷，共一万多字，其中《摩诃僧祗律》，也叫大众律，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对后来的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法显还将自己西行的见闻记录下来，写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国记》。《佛国记》不仅是一部传记文学，也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为研究当时的西域和印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史料。

当北方佛教兴旺发展的时候，南方佛教也有了广泛传播，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慧远。慧远出身士族家庭，从小受到了极好的教育，对儒家经典和道家思想都有着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当时社会动荡，玄学风行一时，青年时代的慧远便产生了遁世隐居的念头。也是机缘巧合，慧远遇到了名僧道安，听完道安讲解《般若经》之后大为惊叹。从此之后追随道安，并成为了道安最得意的弟子。公元378年，前秦军队攻破襄阳，道安被苻坚带回北方，慧远则遵奉师命离开了襄阳。在途经江西庐山时被那里幽静秀丽的景色所吸引，从此便在庐山定居下来。在东晋江州刺史桓伊的资助下修建了一座寺庙，取名东林寺，这就是现在还依然香火鼎盛的净土祖庭——庐山东林寺。此后的30多年里，慧远便在东林寺中研习佛法，授徒讲经。慧远通晓儒家六经，玄学造诣极深，往往用儒家经典和老庄思想解释佛经，深得南方士族欢迎。庐山成为了当时南方佛教的中心，从王公贵族到士族名流，都不远千里到东林寺拜见慧远。连远在长安的后秦皇帝姚兴，也派人到庐山问候。慧远与这些统治阶级上层尽力周旋，以实现弘扬佛教的目的，同时却能一直保持独立的人格。晋安帝经过庐山时，曾经派遣使者上山慰问，慧远的朋友劝他下山觐见皇帝，他却称病婉言拒绝。慧远在庐山东林寺居住30余年，直到他圆寂，始终没有下山一步。

佛教的广泛传播，虽然在精神上抚慰了民众，但是却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大量虚耗。北方佛教徒非常重视雕凿佛像，北魏开凿的龙门、云冈等石窟，雄伟壮观，技艺精巧。南朝的统治者也大多笃信佛教，如梁武帝对佛教的迷恋，已经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四次将自己舍身寺庙充当寺奴，每次都需大臣们花费巨资将其赎回。在梁武帝的支持下，南方修建了大批的寺院，这些寺院中不乏规模宏大，雄伟壮观的杰作。南北两地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支持，推动了佛教的传播与兴盛，但是在这些宝相庄严的佛像背后，在这巍峨壮丽的庙宇之下，无一不隐藏着统治者希求功德，祈福来世的贪婪欲望，以及普通民众对现实生活的无奈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