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初现——西汉初期的文景之治

一位刘氏皇族中默默无闻的诸侯王，因机缘巧合而继承帝位，却就此开创一段盛世；一段长达四十余年的“无为而治”让后人啧啧称赞；一场突如其来的暴乱显露出帝国骨髓中蕴藏的巨大危机；承前启后的“文景之治”预示着帝国未来怎样的辉煌呢？

为什么没有野心的代王反而登上了令人垂涎三尺的皇帝宝座？他和后继者怎样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创造了一个王朝的盛世？风平浪静下爆发的战乱又是谁留下的祸患？这一祸患又应该如何消除呢？

公元前180年，执掌汉帝国最高统治权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太后吕雉病死。吕后一死，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设计夺取吕禄的兵权，齐王刘襄又起兵响应，内外一心，很快就铲除了吕氏家族的势力。

吕氏家族被消灭后，摆在大臣们面前的，是拥戴谁继承帝位的问题。面对众多野心勃勃的刘氏诸王，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远在代地的代王刘恒。刘恒是刘邦第四子，8岁时被封为代王，其母薄姬因不受宠爱，故在刘邦死后，没有遭到吕后的迫害，并被送往刘恒的封地，母子团聚。他远离政治中心，与汉廷的权力斗争没有多少牵连，又具有一定的执政经验。在臣民一致拥戴下，公元前180年刘恒成为汉帝国的第三位皇帝，史称汉文帝。文帝刘恒和他的儿子景帝刘启一共执掌政权四十一年。文帝和景帝深谙为君之道，很有政治才能，又一直坚持汉初确立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国策，使政策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不仅为汉王朝的巩固发展并最终走向辉煌奠定了基础，而且在二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史上也颇具特色，因而被旧史家称颂为可以同西周的成康媲美的治世，史称“文景之治”。

文、景帝在位期间，坚持轻徭薄赋，大力发展农业。文帝提倡以农为本，多次发布诏令劝农。他恢复古代的“籍田礼”，做出带头种田的姿态以鼓励农耕。同时多次减免田租，口赋和徭役也减少三分之二。景帝大体上继承了这一政策，也很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他下诏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到地广人稀地区去从事垦殖。继续实行文帝时规定三十税一的田租，并将男子服徭役的年龄推迟到二十岁。文景时期还屡次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这些措施的施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得到较大发展，整个社会持续稳定向前发展。

文景帝之所以能够不断减轻租赋徭役，关键在于他们厉行节俭，有效地控制了政府财政支出。文帝在位二十二年中，没有新建宫室苑囿，还经常撤消旧有的苑囿，将土地赐与贫民。甚至规定宫廷人员身着布衣，皇后妃嫔裙裾不得过长拖到地上。有一次他打算修一座露台，工匠预算说要花费百金，这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资产，文帝听闻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文帝的陵墓霸陵以山为陵，陵内的随葬品也不用金银贵重物品，只用些陶器。由于文帝政治清明，与民休息，深受人民的爱戴，所以在文帝下葬后，民间就流传说，“平地踊起丘陵，狂风刮了一夜，飞沙卷起了山头，”所以人们说是天葬汉文帝。

文景时期，在恢复经济的同时，继续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了一些严刑苛法。由于最高统治者强调教化，量刑宽大，所以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不求细苛，这就缓和了专制政府对民众的压迫。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汉初法律的废弛，据《汉书》记载，刘启为太子的时候，与弟弟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遭到弹劾，于是文帝免冠谢曰：“教儿子不谨”，后来还是薄皇后下诏赦免了太子与梁王。可见汉朝法律实行的是“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法律思想。据说文帝时期，一年刑事案件只有几百件，社会治安几乎达到了儒生们理想的西周盛世的状况。这同秦末“囹圄成市，赫衣半道”的残酷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使封建统治进一步巩固起来。

文景帝时期，还比较好的处理了民族关系。对于北方匈奴的侵扰，汉帝国虽然仍然无法以武力相抗衡，但己经能够有效地防止匈奴的深入。文帝时期，对于北部边境仍然采取防御战略。在坚持“和亲”的同时加强了军事要地的防守。后来又接受晁错的建议，移民充实北部边区，采取“入粟拜爵”的方式，鼓励臣民向边境输送粮食，解决了军需的供给。同时还提出了“募民徙塞屯田”的主张，也就是令大批内地人迁往边疆屯田，增加了边境的自卫能力。景帝时期，在加强防御的同时，继续与匈奴 “和亲”，这些措施虽然不能完全阻止匈奴的骚扰，但也没有造成严重的祸患。

在汉帝国国势蒸蒸日上的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急剧尖锐起来。

西汉建立之初，刘邦等错误地总结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认为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制，特别是没有封自己的子弟亲属为诸侯王，所以一旦出现反叛就没有人出来拱卫皇室，形成土崩瓦解的局面。于是刘邦在翦除异姓王后，大封同姓诸王，并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

汉文帝继位后，为了巩固统治，他又陆续分封了许多诸侯王，而这之前分封的诸侯王实力已经逐步增强，势力日益膨胀，开始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面对这种状况，西汉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已经洞察到潜在的危机，并试图将危机消除于萌芽阶段。梁王太傅贾谊给文帝上了有名的《治安策》，指出半独立的王国同集权的皇朝在各方面存在许多矛盾，主张尽封诸王子弟，使大国尽可能分成小国，中央才容易控制。文帝虽然也听从贾谊的建议把齐国分为七国，但是汉王朝内其他诸侯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

到汉景帝时期，当年被刘邦封为吴王的刘濞，造反迹象日益明显。吴国拥有江东五十三县，国富民强。文帝时，吴太子入朝与当时为皇太子的刘启发生冲突被误伤致死，刘濞从此怨恨中央，图谋叛乱。景帝时大臣晁错上《削藩策》，指出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无论是否削夺诸侯王的封地，诸侯王都会造反，削藩越早，造反越快，祸害反而越小。公元前154年，汉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开始削藩。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山东七国，正好以此为借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叛乱。叛乱之初，缺乏执政经验的汉景帝，被七国联合造反的声势所吓倒，只好“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希望以此来换回“和平”。那曾想七国仍不肯罢兵，这时景帝终于明白刘濞篡夺皇位的野心，决心武力平叛，果断派名将周亚夫为太尉，率军迎击。周亚夫一面屯兵坚守，一面出奇兵切断吴军粮道，不到三个月就将吴、楚和其他五国扫平。

七国之乱平定后，诸侯王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景帝改王国丞相为相，废除其御史大夫、廷尉、宗正、博士等官，对大夫以下的其他官吏也予以裁减。并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的任免权全部收归中央，诸侯王不再掌握政权和军队。从此，王国实际上变成了和中央直接统辖的郡一样的地方单位，中央集权得到加强。这基本解决了汉初分封诸侯所带来的弊病，也为汉武帝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奠定了基础。

由于文景二帝四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汉帝国已经了摆脱汉初凋敝的状况，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到汉武帝初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可见当时社会确实可以称的上是国强民富，因此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称为“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太平盛世，它顺应时代发展需要，促进了政治进步、经济繁荣，为汉武帝的大一统伟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