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王朝——毁誉参半的王莽改制

一位备受后人争议的人物。有人称他是改革家,有人斥他为复古狂。有人把他比作“周公再世”,是忠臣孝子的楷模;有人把他看成“曹瞒前身”,是奸雄贼子的榜首。有人赞他救世主,有人骂他野心家。有人说他虚伪奸诈,有人说他坦荡无私。他就是王莽。

    一段备受后人责难的历史。最高统治者在苦心积虑地缓和社会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被统治者却由希望到失望,由期盼到观望,再由观望到反抗。他到底有什么魔力能使天下的臣民顺利让他和平夺取政权,他的改制真的是一无是处吗?为什么曾经忠心耿耿支持他的臣民又会像洪水一样推翻这个喧嚣一时的政权?

在西汉和东汉的四百多年历史中,颇为古怪的插上了一段“新朝”的历史。这段历史虽然短暂,却也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巨大变迁。而导演这一段历史的,是一个叫王莽的人。

    王莽,字巨君,出生于魏郡元城王氏家族,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公元前33年,汉元帝病死,儿子刘骜即位,这就是汉成帝。汉成帝尊生母王政君为皇太后。此后,王氏家族开始显赫朝野,王莽的祖父王禁和伯父王凤、叔父王谭、王根等人均封侯,只有王曼——王莽的父亲,因为早死没有封侯。

    王莽的同族兄弟,倚仗权势,横行不法。在这全族富贵,骄奢淫逸的群体中,王莽却成为异类。他自幼节俭,努力学习,精通儒学,对母亲克尽孝道,对寡嫂和侄子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对于地位显赫的叔伯,他不卑不亢,谦恭礼让,尤其是对身居要职的伯父王凤颇为恭顺。王凤临终时再三嘱托成帝和皇太后照顾王莽,王莽因此被征为黄门郎,不久升迁为射声校尉。

王莽何时包藏篡位野心,我们无从得知,可他这种谦恭礼让的品质确实成就了他。他善于收买人心,就连当时的名士戴崇、陈汤等人也在成帝面前称颂王莽。公元前16年,王莽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开始参与朝政。发迹后的王莽并没有显出一点骄横之气,相反,更加谦恭谨慎。他不仅妥善处理好和大臣的关系,还经常救济贫寒的宾客,这使得他的声望日渐增长,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

此时,他的政治权术开始展现出来。他的表兄淳于长发迹较早,地位和权势远胜于王莽,而且深受成帝和皇太后的宠信。此时,王莽的叔父王根即将退去大司马一职,淳于长与王莽就成为继任候选人。为了彻底打败这位竞争对手,王莽不动声色的搜集淳于长的罪状,并上书成帝,淳于长被杀。公元前8年,王莽升为大司马,独掌朝纲。

就在王莽仕途畅通无阻的时候,成帝忽然死去。继位的哀帝重用自己的外戚傅氏和丁氏家族,王莽被迫回到自己封地。失势后的王莽寻找一切时机,以图东山再起。他抓住各种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以至成为朝野臣民心目中的救星。六年后,汉哀帝死去,没有留下子嗣,王政君以元帝皇后的身份出面收拾残局,重用王氏家族成员,政权重新落到王莽手中。继位的汉平帝才9岁,完全受大司马王莽的摆布。重新崛起的王莽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拉拢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结交官僚贵族,同时又把自己的女儿选为皇后,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声势。公元4年,王莽被王太后封为宰衡,这是古代名臣伊尹的阿衡和周公太宰称号的合称,意思是王莽兼有这两位圣贤的功德,这更加助长了王莽篡位的野心。

西汉晚期,盛行谶纬之风。王莽深知,只有上得天佑,下得民心的符瑞出现,才能给自己的执政和篡位找到合理依据。于是,在他执政五年,出现了很多瑞兆,这进一步神化了王莽的形象。当他认为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就毒死平帝,立孺子婴为皇帝,由他辅政,称“摄皇帝”。即便这样,他还不满足,公元8年,他干脆踢开孺子婴,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把国号改为“新”,篡夺了汉朝的政权,次年改元为“始建国”。

王莽当政时,西汉后期积累下来的矛盾已经愈演愈烈,社会危机严重。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新”朝的统治,他试图仿照古代制度,改变汉制,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公元9年,王莽宣布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王莽试图恢复古代土地公有制的井田制,这一空想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宣布奴婢不准买卖,不仅没有解放奴婢,而且把占有奴婢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其实质都是复古倒退的改革。

王莽在经济上另一重要改制是,实行一套新的工商财政管理办法,即“五均”、“六莞”。“五均”,即在商业较发达的长安、洛阳、邯郸、临淄、成都等大城市设五均官,负责管理市场,平衡物价,收税和贷款。五均官还负责对百姓发放贷款。在百姓遇到0诸如丧事、祭祀和经营工商业无钱时,向百姓发放贷款,但利息相对要少一些,工商贷款利息每年百分之十,而丧葬和祭祀贷款则不收利息。但是,祭祀要在十天内还清,丧葬归还期限则是三个月。所谓“六莞”,是由国家对盐、酒、铁、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管制,不允许私人经营;管理山林水泽,对采集者征税。

这些措施,本意是通过限制大工商业者,使国家与百姓获得利益,但是由于政府没有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及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些拥有了特权的大富商,乘机收贱卖贵,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最终,国家财政收入没有增加,百姓负担却大大加重,甚至,百姓上山打猎、放牧,在家养家畜、纺织也要上税。

王莽还多次实行币制改革,导致币制复杂混乱。为了削弱豪强大族的经济实力,王莽不切实际地废除五铢钱,推行各种新币制,使得货币流通不顺畅,物价不稳定,最终,财政经济陷于瘫痪状态。而且,每次改革都是对人民的一次大搜刮,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到了统治者手中。

除此之外,王莽还多次改动官名和县名,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如此一来,朝廷及地方行政制度被搞得一塌糊涂,朝廷的组织机构变化和郡县的一再分割,使官员数量增加,行政效率降低,也给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混乱。

王莽推行的改革,一方面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另一方面由于用人不当,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使社会矛盾加剧。

同时,他下令把周边少数民族首领“王”的称号一律贬为侯,派使者到周边地方政权宣扬自己的威德。这些做法恶化了民族关系,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民族战争。在战争中,新政权大量征发徭役和物资,使人民陷入悲惨境地。

与王莽新政相伴随的是连绵不断的天灾。由于汉朝立国两百年,人口大量增殖,人们在黄河流域地区过度开发与砍伐,最终导致植被的不断破坏,水旱灾害连年。从宣帝开始,汉帝国灾害频频发生,以至于皇帝不得不发“罪己诏”来安抚天下的百姓。据统计,这样的诏书,宣帝有8次,元帝有13次,成帝又有12次。但水旱灾害不会因为几道诏书而改变。到王莽时期,黄河决堤,人们辗转逃亡,无以谋生。接踵而至的蝗灾、水旱灾害,更使普通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与自然灾害相比,人祸比天灾更厉害。新政不但没有使百姓受益,而且其中的许多措施还触犯了许多贵族、官僚的利益,因此,许多王莽政权的最初支持者也开始反对新政权。

到新朝晚期,由于天灾人祸,已经是民不聊生,国无宁日。不仅贫苦百姓无法生存,就是中小地主阶层也无法保全自己和家人,上层贵族官僚也是争权夺利,人心惶惶,整个帝国已经走到了尽头。王莽,这位坚持改革的野心家,由于他的改革措施过于理想化,加之用人不当,最终把自己和帝国都推入了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