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胸襟——开放繁荣的元帝国

蒙古人的胸怀就如同草原一样宽广，他们对于各种文化兼容并蓄。在元帝国都城大都的街头，你能够看到来自欧洲金发碧眼的传教士，也可以观赏阿拉伯人的清真寺，各地商品荟萃其间，中外文化在这里交流激荡；流连其中，仿佛置身于一座色彩斑斓的国际大舞台。在这座国际大舞台上，来自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尤为引人注意。他少年时来到中国，曾作为大汗的使者出使各地，返回威尼斯后，又留下梦幻般记载的《马可·波罗行纪》，不知吸引了多少西方人想要到这神奇的东方来。元帝国的大都有着怎样的繁华呢？都有哪些文化在中国传播呢？而《马可·波罗行纪》和他的作者又有着哪些传奇呢？

元帝国疆域辽阔，可以说远超汉唐，而作为它的都城，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在建筑规模上也是亘古未有的。1267年初，大都正式开始修筑，到1287年宣告完成，历时二十年。在建设之初，统治者就认为宫室城邑如果不建得巨丽宏深就不足以雄视四方，由此可见其规模庞大。

大都城址坐北朝南，从形状上看呈现一个矩形，而南北稍长一些，它的中心点在积水潭也就是现在什刹海东岸的中心阁。城周总计两万八千六百米，分设城门十一座，皇城位于城南而稍偏西，周长约二十里。宫殿主要分大明殿、延春阁和东宫三组，前两组位于南门丽正门到钟鼓楼、中心阁的南北中轴线上，东宫则位于太液池以西。城内规划方整，主要的街道宽二十步，小街也有十二步宽。

从整体上看，所有城池、宫阙的布置都符合《周礼·礼记》中关于城池规划设计的原则，宫阙的建筑风格、形制以及命名都本于汉制，而殿庭内的布置和陈设又带有蒙古斡耳朵的色彩，甚至在台阶前种着从漠北移植来的“誓俭草”。看来在大都的设计上，元统治者是坚持了汉法与祖制并行的原则。

大都是元朝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经济文化中心。城内仍然保持着坊市的区分，坊是居住区，市则为商业区，这与已经打破坊市界限的宋代城市大为不同。据《周礼·礼记·周官》中“面朝后市”的建筑设计原则，商业区主要集中在城中心的钟鼓楼、海子附近以及西城的羊角市一带。其中米市、面市在钟楼十字街西南角；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都位于羊角市一带。其它杂货都在十市口，在它的北面则是柴草市，此外还分布有段子市、皮帽市、鹁鸽市、鹅鸭市、珠子市、文籍市、靴市、车市、猪市、鱼市、珠宝市、煤市、蒸饼市、果市等，真可谓应有尽有。由于蒙古人战争时多俘虏人口，在大都的羊角市里甚至还有人市，到了至元以后才被禁止，但是买卖的地方还在。

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名产都集中在大都的市场里，各种珍奇宝货汇集于此，有昆仑波斯的童奴，江南吴越的漆器刻丝雕镂，荆楚之地的金锡，齐鲁大地的丝织品，河北的名马，所有这些吸引着前来购买和游览的人们。漫步大都的街市，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令人流连忘返。大都的繁华可见一斑。

除了大都的商业繁荣外，吸引人的还有传播在辽阔疆域内的各种文化，其中既有中国原有的儒释道，又有着外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而在元朝繁荣的医学、天文学中，也加进了回回文化的因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文化，也在彼此的交流融合中，逐步传播到西方，让西方人对中国有了一定的了解。

元代，对各种宗教基本采取自由放任、兼容并包的政策，正是在这种开明政策之下，各种宗教教派都能够在全国自由地广泛传播，这其中既有来自于西藏地区的佛教——喇嘛教，也有中国本土化的佛教——禅宗；而在道教之中，全真教、真大道教、太一教、正一教也都有大批信徒；同时，还有其他一些宗教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

在元代，大批色目人或被俘或经商，纷纷涌入中国，他们大多是穆斯林，在汉语中，他们一般被称为回回。在进入中国的同时，回回人也带来了所信仰的伊斯兰教，在他们的影响下，不少其他民族的人也改信伊斯兰教，并陆续修建了很多礼拜的场所——清真寺。

基督教有许多分支，其中的景教早在唐朝时就已传入中国。入元以后，基督教在中国大为风行。基督教徒们在中国建立了许多教堂，很多人都皈依了上帝，以致罗马教皇还专门为大都派遣了大主教。来华的教士把天主教带到了中国，在大都，他们先后给六千人进行了洗礼，还组成了四十名儿童的唱诗班，有的中国基督教徒甚至到耶路撒冷去朝圣。

中外文化的激荡不仅表现在信仰方面，而且在科学上也有很大进展，回回医学的传入就是引人瞩目的事件。回回人忽思慧曾任饮膳太医，写成了《饮膳正要》一书，这是一部专门讨论饮食营养学的书籍，对食品营养、饮食卫生、疾病防治、食物种类等都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它的传布为中华传统医学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溪流。被西方人誉为“医学上的圣经”的阿拉伯医学著作《医典》，也被收藏在元帝国的秘书监中。因为回回医学的大量传入，元朝还设立了京师医药院，后来改称广惠司，下辖大都和上都的两个回回药物院，它的主要任务是医治从中亚及西亚移民而来的宿卫将士，其医师也是回回人。

元世祖忽必烈时波斯著名的天文学家札马鲁丁曾应召来到大都，他向元廷进献了赤道浑天仪等七件天文仪器和二十三种科学书籍。1271年元朝设立的回回天文台就是以札马鲁丁为提点，即天文台台长，这个机构吸收了不少西域的天文学家在此工作。札马鲁丁与中国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进行了交流，这对郭守敬后来编撰《授时历》也起到了巨大的启示作用。可以说，元帝国杰出的天文历法成果也有回回人的一份贡献。此时，还有许多古希腊以及阿拉伯的数学著作也传入了中国。

在元代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还有一位************不得不提，他就是马可·波罗。

早在1265年左右，马可·波罗的父亲尼考拉·波罗和叔叔马菲·波罗就已经来到了中国，当他们觐见忽必烈时，这位蒙古大汗让他们致书罗马教皇，请求教皇派一百名熟悉基督教规、通晓七门艺术的人前来。1271年，他们携带十五岁的马可·波罗陪同罗马教皇派遣的教士东行，途中历尽艰险，最后只有马可·波罗一家三人在1275年夏抵达上都，向忽必烈复命。

马可·波罗年轻有为，受到忽必烈的器重，在元朝任职达十七年之久，曾几次充当使者前往云南、占城、印度等地。他得知忽必烈对异域的风土人情十分感兴趣，所以每次奉使归来都向大汗详细报告，因而深受忽必烈的宠信。

1291年，伊利汗国阿鲁浑汗因妃子病逝而向大汗请婚，忽必烈于是把贵族女阔阔真赐给阿鲁浑为妃，令马可·波罗陪同使者护送阔阔真走海路从泉州出发回伊利汗国，同时还命马可波罗等回欧洲转送他致罗马教皇和英法等国国王的信。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了故乡威尼斯。后来他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在狱中口述了在东方的见闻，由他人记录成书，此书的中译本就是《马可·波罗行纪》。

在书中，他对元帝国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物产商业等都有生动的描述，如他在描述元大都的繁华时这样写道：“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应当说，马可·波罗在书中关于中国的记述基本上是准确可信的，但也不免有夸张与失实的地方。

在当时的欧洲，他介绍的情况被视为海外奇谈，甚至被认为是欺世盗名的谎言，而马可·波罗直到临终之前，还一再为自己的见闻辩护，宣称情况确实如此。正是在《马可·波罗行纪》的刺激和启发下，才激起了一些航海家和探险家如哥伦布等对东方的向往和冒险远游的热情，从而促使了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

就像蒙古人的驰骋征战一样，元朝的中外文化交流也在世界史上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都的繁华，彰显了它的无限魅力，而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则勾起了一些西方人对东方的向往，成为了元帝国对外开放的见证。